鴨形玻璃注身型似鴨，一端扁嘴，一端細長，長頸圓腹，尾尖殘斷。通體以無模自由吹制成型，然后將玻璃料拉成細條，纏繞在器身上做裝飾，整體曲線柔和，結構勻稱，產自古羅馬地區。它是北燕重臣馮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中工藝最復雜、器形和裝飾最有特點的一件。這種動物造型的玻璃器皿在我國僅出土一例，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

本報記者朱忠鶴

【資料圖】

本期導讀

鴨形玻璃注出土于北燕重臣、宰輔馮素弗的墓葬中。這件造型別致的玻璃注原產于羅馬帝國。它不僅證明了草原絲綢之路的存在，還證明了東西方文化在1600多年前交流頻繁。

壹

這個玻璃注是墓主人心愛之物

鴨形玻璃注，造型獨特且世界唯一。它的外形似鴨，淡綠色，玻璃材質，中空，頸部和腹部用盤卷后的玻璃條做裝飾，背部裝飾一對翅膀。

這件精美的器物出土于我省北票地區，是距今1600多年的北燕重臣、宰輔馮素弗生前的珍愛之物。因此，在他去世后，鴨形玻璃注作為陪葬品與他一起長眠于地下，直至1965年才重見天日。

年近九旬的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馮永謙參與了當年馮素弗墓的考古發掘，對于這件器物的出土過程，他至今記憶猶新：那是1965年，當地農民無意中發現了馮素弗墓，并私自盜挖。聞訊而來的考古人員對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考古人員趕到時，馮素弗墓中的部分文物已被農民拿回了家，其中就包括這件鴨形玻璃注。隨后，農民將文物上交，并回到墓葬現場指認文物出土位置。“這件鴨形玻璃注放在了馮素弗墓木質棺材的內部，就在他胳膊旁邊，由此可以斷定，馮素弗生前十分喜歡它，是心愛之物。”馮永謙說。

對這件玻璃注的研究目前已有部分結論，而且專家與學者在多個方面取得共識：它產自羅馬帝國；采用吹制工藝制作而成；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從古羅馬地區一路向東，來到北燕。

但對于這件器物，學術界存在多種意見。此前，有一種觀點認為，鴨形玻璃注是中國古代的“欹器”。所謂“欹器”，是一種中國古人用于自省的器物。“虛而欹，中而正，滿而覆”，也就是說，欹器在內空的時候是傾斜的，加了一半水后是直立的，加滿水后就會翻倒，由此提醒古人不能自滿，要時刻保持謙虛。

學者之所以將這件鴨形玻璃注定義為中國古代的“欹器”，是因為這件器物具備了“虛而欹，中而正，滿而覆”的特性，隨著注入水量的多少，鴨形玻璃注的放置姿態也會發生變化。

不過，這個結論也引起部分學者的質疑。因為鴨形玻璃注來自西方的古羅馬地區，雖然羅馬帝國與北燕大致處于同一歷史時期，但東西方存在著文化差異，西方人不太可能知曉中國“欹器”這個概念，也不太可能專門為中國制作“欹器”。

還有專家認為，鴨形玻璃注是計時器，類似于現在人用的沙漏，將沙子裝入器皿，按沙子流量來計算時間。

“也有一種可能是用來盛放香油的。”遼寧省博物館學術研究部館員馬卉告訴記者，根據全球考古發現成果來看，在意大利、阿富汗等地均發現了類似于鴨形玻璃注的鳥形玻璃器和魚形玻璃器，這些器物用來盛放香油或類似液體。

貳

在戰國中晚期

我國開始制造玻璃制品

不遠萬里，從西方輾轉來到東方，并成為當時北燕政權重臣的心愛之物，即使死后也要貼身帶入棺木，由此可見，這件鴨形玻璃注的珍貴。

實際上，被“三燕時期”權貴階層視為珍寶的并不單是這一件器物，還有當時所有的玻璃制品。考古發現，世界上最早的玻璃誕生于距今4300多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此后，經過1000多年的發展，玻璃工藝不斷進步，小玻璃飾品的制作逐漸升級為較大型的玻璃容器制作。

在戰國中晚期，我國生產出在外觀上與西亞玻璃相似的制品——玻璃蜻蜓眼和管飾。不過，雖然外觀相似，但我國與西亞的玻璃制品在成分上有所區別。

玻璃業是羅馬帝國的主要手工業之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家瑤是我國最早開展古代玻璃研究的學者。她說，在羅馬帝國統治的500年時間里，玻璃器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質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西漢中期，羅馬帝國成熟的玻璃器制品傳入我國，這種壁薄質輕、晶瑩剔透的玻璃制品在此后的很長時間里，受到我國各個政權上層社會人士的追捧，其中，包括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北燕政權。

最終滅掉北燕政權的北魏，其權貴階層就對來自古羅馬地區的玻璃制品大加追捧，一些貴族在“斗富”時將這些玻璃制品當成寶貝紛紛對外展示。在北魏文獻《洛陽伽藍記》中，記錄了北魏一位叫王琛的權貴，為了顯示其富有而收藏羅馬帝國玻璃制品的事。

正因為東晉十六國時期上層社會將羅馬帝國的玻璃制品視為稀有且珍貴之物，因此，馮素弗死后才會將包括鴨形玻璃注、玻璃碗、玻璃缽等在內的幾件玻璃制品一并下葬，永遠陪伴自己。

叁

朝陽在歷史上曾是東北亞交通第一名鎮

1600多年前，鴨形玻璃注等幾件精美別致的玻璃制品經過漫漫長路，從遙遠的古羅馬地區一路向東，最終到達了北燕王朝。這個穿越了空間與時間的事件，就這樣真實地發生了。而這一切，得益于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達。

“絲綢之路”這條文化與商貿通道已被學者研究了百余年。遼寧省博物館原館長、東北亞走廊研究權威學者王綿厚表示，傳統絲綢之路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絲綢之路主要指的是漢武帝開辟“河西四郡”后，由漢都長安西去甘肅至新疆，連接中亞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的通道。而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則包括“陸上”與“海上”兩部分。前者，即陸上絲綢之路，還包括陜、甘、青、川、黔、滇、藏地區的茶馬古道以及北方草原絲綢之路等邊域通道。

居于北方的草原絲綢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通道，如果再進一步劃分，草原絲綢之路還分為東北亞草原絲綢之路、蒙古草原絲綢之路等幾條路線。王綿厚告訴記者，東北亞草原絲綢之路是從燕山以北、大興安嶺以南的東蒙古草原，通向黑龍江和長白山直至日本海西岸的部族草原交通路線，與蒙古草原以西的草原絲綢之路銜接。

“東、西兩大草原絲路都是古代中國和亞洲北方少數民族的世居和遷徙故地。如果說西部草原絲路是跨越戈壁、大漠直達地中海沿岸的商貿通道，那么，東北亞草原絲路是連接東部蒙古草原和長白山地區直達日本海的民族文化走廊。”王綿厚說。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這條絲路的開拓期。在這期間，朝陽市在草原絲綢之路上的樞紐地位大幅提升，“這一時期的朝陽，可以稱為‘東北亞交通第一名鎮’。”王綿厚表示，這也是這件世界唯一的鴨形玻璃注為什么會在朝陽地區出現的重要原因。

研究發現，朝陽只是東北亞草原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要節點，而非終點。北燕政權滅亡后，來自古羅馬地區的玻璃器依然沿著這條絲綢之路向東傳遞，在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均發掘出土過東羅馬時期的玻璃器具。

手記

1600年前的墓葬展示多種文化融合

朱忠鶴

鴨形玻璃注、銅鎏金木芯馬鐙、金步搖冠飾……這些大家熟知的國家一級文物都出土于我省北票地區的馮素弗墓葬。在此前的采訪中，筆者僅僅就這座墓葬中出土的某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進行過重點報道，現在看來，這種采訪真的是“掛一漏萬”，忽略了整座墓葬具有的文物、歷史與藝術價值。

隨著了解不斷深入，筆者愈加覺得馮素弗這座墓葬本身是一個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中原文化與游牧民族文化充分融合的絕佳標本。這不難理解，我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本身就是多種文化不斷沖撞、融合的主要時期，再加之北方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達，東西方文化交流加速。尤其北燕本身是漢人在延承了游牧民族慕容鮮卑后建立的政權，更促使多種文化得到充分融合。

這些論斷在馮素弗的墓葬中都能找到依據。鴨形玻璃注代表了西方文化向東方傳遞，我國的雙馬鐙則對西方產生重要影響，彰顯了文化的互動性。不止如此，在馮素弗夫妻兩座墓葬中，有很多“狗”的痕跡。比如在2號墓內殉葬有大狗和小狗各一只，在墓室的壁畫上和一些廊柱之間，也畫有黑狗跑動的圖像，這些是慕容鮮卑的葬俗，不過作為漢人的馮素弗都采納、吸收。

再比如，在馮素弗墓中出土了一批青銅制造的中原風格明器，如甑、鑊、圓勺式曲柄大勺、尊等，這些器物雖然是明器，但它們制作精美，可以窺見中原文化的影子。這些器物有些還是實用器，這也是漢墓中常見的隨葬器物的沿襲。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幾百年來的多種文化元素不斷交流、兼收并蓄，才鍛造了隋唐的氣象萬千與蓬勃生命力，讓后來的“大唐文化”輝煌燦爛，閃耀世界。

歷史證明，唯有開放與交流，才會讓文化更具頑強生命力，此言不虛。

（本版圖片由遼寧省博物館提供）

責編：李 瑩審核：徐曉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