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多巴胺色系”又防滑的瑜伽襪，為頭發(fā)濃密的人提供更大尺寸的發(fā)圈，辭職賣手機殼的把對世界的感受畫在塑料殼的背面——他們的創(chuàng)業(yè)往往從發(fā)現(xiàn)自身的需求開始。他們生意做得不大，上架兩天能賣一兩百單就算“爆了”。
這些找到創(chuàng)業(yè)賽道的年輕人正在從個人玩家變成品牌的“主理人”，有人一個月賣了10萬元，有人虧了，但好在投入小，不至于傾家蕩產。他們勾勒出一條輕量化創(chuàng)業(yè)路徑：依托中國工廠，將市場上小眾的消費需求轉化為可持續(xù)的生意。
年輕人“白手起家”，做風險小但個性化的輕量買賣早就被工廠老板捕捉到了，大概從2023年開始，一些從前“看不上”的小單子出現(xiàn)在東莞一位玩具廠老板的面前，數(shù)量不多，改版不少，花樣沒見過，但利潤空間大，“現(xiàn)在是工廠老板在為他們改規(guī)則”。
哪怕只有一單的生意，有工廠也是做的——有人想把寵物的畫像印在項鏈上，把孩子的滿月照印在拼圖上，做追星手鏈的女孩有時能接到一些特別的需求：把代表男團里某一個成員的元素排列到中間去，這是1對1深度定制服務，哪里不滿改哪里。“不想失去自己的錨”
從北京服裝學院畢業(yè)后，趙慶秋很快拿到了一家廈門公司的錄用通知，收入不錯，是家長眼里體面的工作。
回看這份工作，高薪體面但“天花板和自由度很低，只能一直當打工人”，趙慶秋選擇離職。
“我不想失去我的錨。”她說。她喜歡畫畫，在樹林里，海邊，公園長椅上把觀察到的現(xiàn)象和對世界的感知畫到筆記本上。
那次，她把自己的畢業(yè)作品交給工廠，印在手機殼的背面，拿到藝術節(jié)上售賣。
這組圖片以“朝菌不知晦朔”為主題，創(chuàng)建了一組包裹在菌絲里的綠色精靈。菌類在不斷的演變中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趙慶秋覺得自己是“菌”，“笨笨的，但那又怎樣”。有人說，看到了萬物生長，有人看到了一場綺麗的夢。結果是手機殼售空。
彼時，好友景賽賽從一家教培機構離職，待業(yè)許久，父母下了最后通牒——斷供。兩個年輕女孩準備創(chuàng)業(yè)試試。
趙慶秋發(fā)現(xiàn)年輕人很愿意花小錢，購買讓自己感到幸福的東西。而手機殼就是這樣的一個產品。她們的品牌“TWIXO”——The world is your oyster(世界是你的牡蠣)，這句俗語后半句是which I with sword will open(我將用刀把它劈開)。“手持利劍，實現(xiàn)任何想做的事，擁有無所畏懼的勇氣。”這句話印在卡片上，也被放在手機殼的包裝里，“做產品的初衷就是讓人感受到力量”。
后來，趙慶秋在親人的葬禮上畫畫。她看到一株小草，守夜時，她順著小草生長的痕跡畫，把它畫成了淡淡的紫色，她想過世的親人，也想活著的人，“每天都有人離去，但這株小草在沒有人了解的角落，始終充滿韌勁和生命力地活著”。她想這是小草的啟示，也是親人的啟示。這幅圖片也出現(xiàn)在她設計的手機殼上，設計背后的故事發(fā)到了社交平臺上。
一位專做手機殼的工廠負責人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大概從兩年前開始，他們工廠的增量就來自小批發(fā)和輕定制需求的年輕中小買家，很多年輕人拿著自己設計的插畫找到他們批量生產，有的圖案繁復，有的清新簡單，有人把照片發(fā)過來，做婚禮定制的伴手禮。
這些年輕人對印刷精度的要求很高，他們也看不懂這些風格完全不同的產品為啥都會賣爆，“但如果爆了，市場就會跟風，更多單子就會接到我們工廠來”。
創(chuàng)業(yè)不是一帆風順，從月流水3000元到日流水3000元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喊工廠老板“彭于晏”為的是砍價，和同行打探靠譜工廠，和工廠老板聊生活拉關系，省打樣費。景賽賽每天花半個小時刷聚集著不少工廠的App，找能合作的工廠，“手機殼也是有流行趨勢的”。
兩人異地辦公，上一次見面還是6個月前，辦公室就是自家的臥室，分成的比例咨詢“DeepSeek”，并嚴格執(zhí)行AI給的建議。倉庫是景賽賽村里的老家，奶奶負責看貨。
50年前，喬布斯在自家車庫里創(chuàng)立了蘋果公司。50年以后，這兩個年輕人把自家倉庫里自己設計的手機殼，擺到了來中國參加活動的蘋果公司掌舵人庫克的面前。
如今，創(chuàng)業(yè)帶來的收益可以支持景賽賽全球追看偶像的演唱會。
“金錢不俗氣，它是掌控自己的資本。”趙慶秋找到了自己的錨——她的感知與創(chuàng)作，而景賽賽的想法似乎更粗暴直接，“創(chuàng)業(yè)嘛，想都是問題，做才是答案”。賽道細分，把生意做“小”
“市面上沒有我想要的東西，那我為什么不能自己做？”主播萬云是個“二次元”，買來的二次元周邊(以下簡稱“谷子”)搭不上合心意的裝飾品(圈內稱為“谷美”)，她決定自己找畫手設計，找工廠定做。
她想了無數(shù)種方案，最后定下了“一口酒”，一個中國酒壇的造型，可以把圓形的印著角色的周邊裝到里面。萬云想讓自己喜歡的動漫角色像她一樣，在四季品不同的酒。
在沒有進入這個圈子里的時候，她也會覺得，一張紙，一個小鐵片，憑什么賣幾百塊上千塊，“很離譜”，但當她開始買二次元周邊，“這些錢才是該花的錢”。她買到了持續(xù)的快樂，“我每天回到房間，看到滿滿的我喜歡的角色，像是在陪伴我的生活一樣”。
如果不追她喜歡的動漫角色，就沒有最開始想讓這個角色品味四季酒的沖動，不會有副業(yè)，也不會創(chuàng)業(yè)。
其實，從成為一名二次元周邊的消費者開始，萬云就感受到這個領域的賽道越分越細，需求越來越特別。
二次元圈子里，粉絲看重角色的生日，“谷陣”是指把所有關于這個角色的周邊在生日這天擺得很漂亮，在一個很好看的房子里面拍照或者剪成視頻，發(fā)到網上慶祝。萬云發(fā)現(xiàn)，在閑魚交易平臺上，不少人在提供“谷陣”擺陣服務。“大家需求變多，可能也會發(fā)現(xiàn)里面的小商機。”
時間往前推，在更廣闊的賽道，最奢侈的品牌也是從小需求中誕生的。
1825年，世界上第一條載客鐵路線開通，當時主流的行李箱頂蓋呈拱形以便于在馬車上運輸時防水，這種行李箱顯然無法堆放在火車上。20多年后，路易威登設計了第一款平頂防潮的行李箱。
而如今，高鐵以400公里每小時的時速重構人們的生活。對于總在路上的鐘濟城來說，他真的不想再洗襪子了。
試過了很多一次性襪子，市面上沒有讓他滿意的——不透氣易發(fā)臭還昂貴。鐘濟城家本身就是做服飾生意的，一次性襪子每個環(huán)節(jié)能賺多少錢他一清二楚。這個年輕人覺得，襪子是個剛需市場，他不想當個暴利的行業(yè)去做，“現(xiàn)在這個市場宰顧客，有點太狠了，看著好像單價不高，但其實利潤挺高的”。鐘濟城想改變現(xiàn)狀，把他的品牌做成襪子界的“瑞幸咖啡”。
他要著力解決的就是當下一次性襪子不透氣易發(fā)臭的問題。
視線再往遠放放，2008年，兩個瑞典男人創(chuàng)建了品牌“Happy Socks”(快樂襪子)，年營收超過7個億，風靡90多個國家。當時市場上，襪子總是黑白灰色，快樂襪子找到了這個市場——人們對個性化的需求已經不局限在衣服帽子這些“看得見的地方”，還延伸到了襪子、內衣等平時不顯眼的細節(jié)部分。
年輕人項重陽甚至做了多巴胺色系的瑜伽襪，“衣服是穿給別人看的，襪子是穿給自己看的”。在他社交賬號的評論區(qū)，有年輕人向這個襪子品牌的主理人提出了需求——穿闊腿褲特別不方便上廁所，有些褲子卷不上邊也塞不進襪子里，只能先把褲腿拉上來，用腿夾住再上廁所。他附上了自己的設計圖——襪口處加兩個松緊帶，松緊帶用網兜相連，這樣就可以用網兜兜住闊腿褲。
張松明是一家拖鞋廠的“廠二代”，2022年接班時就開始接觸這些年輕的廠牌主理人。“設計風格比較超前。”張松明回憶道，兩年前一個年輕人找他做的鞋子款式在今年成為了爆款。
做T恤的工廠老板周申子告訴記者，來找他定制潮牌服飾的年輕人，首先要滿足他們的個性化需求，其次才是成本。此外，他明顯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單子訂量少了。“之前一款可能要個兩三千件，我們都感覺是小單子了。”現(xiàn)在每款做2000件，但2000件里可能有三四個顏色。
從業(yè)數(shù)十年，周申子看到了服飾創(chuàng)業(yè)的變化，“打個比方，之前20萬元本金創(chuàng)業(yè)，15萬元都在庫存上面，現(xiàn)在可能只需要投入2000元的庫存，15萬元拿去做營銷，可能會讓他獲客更多一點”。
給一個15厘米高的玩偶LABUBU做件當下時髦的泡泡裙可能只需要巴掌大塊布料，100米的布夠用大半年，一名“娃衣”廠牌的主理人堅持散買布料，用多少賣多少，絕不囤貨。但在大學剛畢業(yè)的時候，她也創(chuàng)過業(yè)，做“洛麗塔”衣服，把大量的現(xiàn)金流投入到了庫存上，以至于沒有更多的錢去做營銷，導致虧損。
項重陽下單的瑜伽襪單款單色500雙，這對于工廠來說，是一個極小的數(shù)目。而與之相對，義烏一家襪子工廠做外貿一單就得有幾萬打(12雙為一打)。供應鏈提供的可能性
項重陽開玩笑說，“工廠現(xiàn)在外貿生意也不好做”，本著蚊子腿也是肉的態(tài)度接單。
這種狀況確有發(fā)生。周申子家的T恤廠此前一直接的是外貿大單，2017年之前，“訂單做不完”。2017年之后，一些來自大型外企的訂單轉到了東南亞，“最多的時候我們能養(yǎng)活300多名員工，業(yè)務轉走后，我們只能養(yǎng)活80名”。
隨著國內經濟發(fā)展，人工、場地、用料越來越貴，“我能做的越多，給我的訂單量越多，他(外企)越有能力壓我的價格，要求墊資，陷入那種惡性循環(huán)”。
從那時候開始，工廠就開始向電商、內需轉型，“轉向柔性供應鏈的生產”。
柔性供應鏈指的是一種能夠快速、有效地響應市場需求變化、供應中斷或其他外部沖擊的供應鏈模式。年輕人能毫無壓力地“零庫存”創(chuàng)業(yè)，實際上是供應鏈在發(fā)揮著作用——工廠的技術正在適應變化的市場。
周申子的工廠新進了3D印花機、數(shù)碼印花機等，工藝越來越多元。“最簡單的就是數(shù)碼印花機，可以支持一件起訂。”周申子解釋，以前是傳統(tǒng)的絲網印花，一次就得做幾百幾千件。
這意味著，創(chuàng)業(yè)者無需承擔庫存壓力與中間環(huán)節(jié)，通過與工廠低成本直接對接，就能快速實現(xiàn)輕定制產品落地。“工廠具備這個能力幫他減輕創(chuàng)業(yè)成本。”
除了貨品之外，物流也是支撐年輕人創(chuàng)業(yè)的要素。串追星手鏈的女孩項蘭就把家當成工作室，周邊的快遞員在得知她發(fā)貨量大之后主動上門要求合作，“大多數(shù)地區(qū)3.5元，偏遠地區(qū)6元”。
就算沒有找上門來的快遞員，也有專門為商家準備的寄快遞的應用軟件，寄得越多，價格越便宜，尋找有性價比的物流不算困難。
那位從外貿逐漸轉型，為這些輕創(chuàng)業(yè)的年輕人提供產品的玩具廠老板同樣認為，這種創(chuàng)業(yè)模式離不開當下成熟的中國供應鏈提供的土壤。
他解釋道，想象你做一盤番茄炒蛋——需要去菜市場“采購”番茄，把食材“物流”回家，在廚房切菜“加工”，最后端上桌“銷售”。這一整套流程就是微型供應鏈，“中國的優(yōu)勢在于，從種番茄的農場到賣雞蛋的超市，整個鏈條上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很成熟，而且互相銜接得特別順暢”。
張松明覺得當下只有在中國才會鏈接一個上下游的產業(yè)鏈，并且形成地區(qū)集群的效應。這和他們父輩時不一樣，“以前缺乏創(chuàng)新性，原材料、技術這些都要從國外進口，現(xiàn)在國外需要向我們買做拖鞋的機器、拖鞋的原材料、拖鞋的模具等”。
“客人拿了一雙拖鞋找我們，我們半小時就可以把它的配套全部找齊。如果客人從外面帶來一些新的拖鞋工藝，我們也能很好地復制。”
這些年輕中國廠牌主理人的腦洞也正在激發(fā)拖鞋廠的創(chuàng)新。從前是外國品牌給拖鞋廠設計圖，而現(xiàn)在，張松明可以自信地表示：“我們生產什么，那邊流行什么。”年輕人的“變革”
28歲的周嘉麒就是張松明拖鞋廠的客戶之一——那個提前兩年設計出“爆款”的年輕人。
大學時期，他運營了一個評論球鞋的自媒體賬號，“市面上有的球鞋我?guī)缀醵荚囘^”。接觸球鞋10年，開箱超過1000雙鞋。他希望做原創(chuàng)鞋。
這個操刀了幾款潮鞋，全網擁有100萬名粉絲的年輕人團隊核心成員不超過5個人。周嘉麒“外包”一切，他提供設計思路，但設計師是從品牌請來兼職合作的，生產制作外包給開發(fā)公司，客服倉庫財務也全部外包，只有運營銷售是自己人——外包雖然成本高，但絕不內耗。
周嘉麒做的第一雙鞋就是和張松明合作的拖鞋。彼時，張松明剛剛進入工廠，周嘉麒這種單子一看就是老外貿人不愿意接的，要開發(fā)、要投入時間和精力，單量還小。但這位剛剛接觸工廠的“繼承人”倒覺得“這鞋挺酷的”，有挑戰(zhàn)。此后，他還用了一年的時間幫一名年輕的游戲玩家做了一款可以進行動作捕捉的拖鞋。
張松明發(fā)現(xiàn)，接什么單他可以說了算，但似乎也僅限于此。在工廠里，他改革的自由度是有限的。
這似乎是當下工廠年輕的接班人們都遇到的問題——父輩仍在掌舵，不肯輕易交班。張松明想要在工廠引入信息化設備，讓生產數(shù)據(jù)透明。“推動了兩三年仍然沒有落地。”長輩給的解釋是“工人們會亂套”。
但有些人，下了決心要打破有限。1995年出生的項國偉來自溫州蒼南，這里集聚著一批印刷工廠。近些年，受到定制化和小單化的沖擊，蒼南的軟包裝印刷業(yè)不好過。
項國偉進入工廠后，想要將舊的、只能批量化生產的設備淘汰掉，引入1000多萬元的數(shù)碼印刷生產線，遭到了父親的堅決反對——吵鬧、出走、算賬……直到后來他說：“這1000多萬元就當你給我結婚的家當。”
后來，項國偉家的工廠成為了蒼南地區(qū)第一個“吃螃蟹的”——以前訂單一萬件起訂，現(xiàn)在一件起訂，交貨時間從10天壓縮到3天，業(yè)績隨之增長。
事實上，當項國偉們引入“一件起訂”設備時，趙慶秋們的手機殼、萬云們的谷美才有了落地可能。
周嘉麒太喜歡和這些年輕的“廠二代”合作了，他們對消費者有了解，能溝通。“一雙鞋打樣5輪10輪太正常了，可某些工廠打樣兩次就開始沒耐心，不斷說我要求高。”周嘉麒做一雙鞋，走線差一毫米都不行，鞋的尾翼差一點角度，風格就會從潮鞋變成老年鞋。
在品質上，這些年輕人被工人們評價，似乎總學不會“抓大放小，展現(xiàn)出吹毛求疵的執(zhí)拗，有時甚至讓人頭疼”。
一位做毛絨玩具的創(chuàng)業(yè)者做了500只娃娃，返廠了300只，寧愿不賣也不能壞了口碑。她解釋，現(xiàn)在的00后，對品質的要求更為苛刻，維權意識也更強，“做的不好就會在互聯(lián)網上‘掛你’”。她不能留下任何被“掛”的把柄。
做瑜伽襪的項重陽也背負著這樣的壓力，一雙襪子，他要求工廠的樣品改四五遍。
周申子理解這些年輕人的焦慮，他認為如今的電商生態(tài)就意味著不能再“低質”——僅退款、無理由退貨等平臺規(guī)則，將“質量焦慮”從品牌傳遞到工廠。他必須配合這些廠牌主理人把控好“80分”的品質。
這些正在改變工廠規(guī)則，輕輕闖進商界的年輕人又不僅在改變工廠的規(guī)則。
被一家童裝企業(yè)裁員后，服裝設計師林笑給LABUBU設計牛仔褲和裙子。這些衣服純手工做，從工廠買些配飾——娃娃也需要背包戴墨鏡。后來，LABUBU在全球爆火，她就這樣也擁有了自己的創(chuàng)業(yè)項目。如今做衣服，她不再考慮當下的流行趨勢，也不用再說服老板為什么當季蝴蝶結就一定會爆。只憑自己的喜歡，不用考慮市場的需要。
這個女孩認為LABUBU是成年人的“芭比娃娃”，有自主權的芭比娃娃。父母說她一點都不安分，但她不聽，用收入證明自己。這個做娃衣的姑娘把生意做得有起色了就從工廠里喊關系好的打樣姐姐加入，她更大的愿望是想提供一個更友好的女性職場環(huán)境。“躲在小作坊連接全世界”
隨著中國潮玩一次又一次在世界出圈，來到中國互聯(lián)網的海外網友，迫不及待給手里的LABUBU搭一身兒“芭樂色”的度假風裙子，戴上透明的粉色書包——包里還藏著糖果。如果是買林笑家的娃衣，她還會給娃娃的包鏈上系個蝴蝶結。
除了娃衣，手機殼、手鏈和貼紙也在購物車里，這些新奇的小東西跨越語言和種族，走向了世界。
景賽賽在手機殼發(fā)貨的時候發(fā)現(xiàn)有要寄到轉運倉的單子，這意味著客戶很可能來自海外。有人說，他們的手機殼打破了一些外國學生印象中“中國制造”廉價的樣子。
以5年為一個觀察周期，周申子認為國內對服裝面料的要求越來越高，而外貿仍然是“老三樣”——“量大便宜”。
項重陽一心做高端襪子，想打開襪類差異化，改變以前外貿的樣子。大學學國際貿易，研究生學管理，這個小伙子原本的職業(yè)路徑是回到家里的公司，輪崗，最后接手。“回去之后發(fā)現(xiàn)，公司運營非常穩(wěn)定了，我可能更像一個吉祥物的角色。”他開始思考，自己的價值到底是什么。
他迫不及待想創(chuàng)業(yè)，證明自己，然后毫無意外地摔了跟頭。他開始躺平，掙扎，直到想明白，讀了這么多年書，不一定要賺錢，但要找到一件有意義甚至讓自己開心的正經事做。
項重陽把襪子賣到海外去是一早就有的布局，他看上了外貿的高利潤。他調研后發(fā)現(xiàn)，海外瑜伽襪競爭激烈，馬拉松襪是一個正在上升但未被完全開發(fā)的市場，“我們想做的就是一個能和國外中高端品牌競爭的襪子品牌，不能靠低價、低質量去競爭”。
一位聚焦家居賽道的跨境電商創(chuàng)業(yè)者格外注重環(huán)保和可持續(xù)的理念，做針對海外中產人群的高溢價產品。在她看來，跨境電商依靠過去信息差和價差的盈利模式已經失效了，應該充分利用自身優(yōu)勢打造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項重陽靠這個業(yè)務說服了不少工廠老板接受他的小訂單。但他同樣清醒，輕量化說明門檻低，誰都可以進來，競爭激烈，風險也高。但是，“不管怎么樣，你總是能找到一些地方，能讓你稍微賺到一點錢”。主打情緒價值
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很多商家認為，消費者的情緒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重視過。
歸根結底，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帶來了物質供給的極大豐富，人們在滿足了基礎的生活需求之后，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而快節(jié)奏的生活，讓這個時代的年輕人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挑戰(zhàn)。一項來自電商平臺的調研數(shù)據(jù)顯示，88.2%的年輕人認為自己處在有壓力的狀態(tài)中。超6成消費者直言，消費是他們釋放壓力、調節(jié)情緒的重要方式。
項蘭是在刷社交平臺時發(fā)現(xiàn)年輕人做的追星周邊有多特別——有人做印花T恤，有人在碗底刻字，“我都想象不到，多好玩”。
她很清楚，做這個生意需要為粉絲提供更多的情緒價值——比如拆包的儀式感，她還會在放手鏈的禮盒里放一張與主題相關的小卡。
在成為一名手串創(chuàng)業(yè)者之前，項蘭是一家初創(chuàng)互聯(lián)網公司的員工，除了老板和合伙人之外唯一的員工——工作從招人開始負責，“上一年班，五年的疲憊程度”。
做手鏈的初衷只是因為項蘭想培養(yǎng)個長期的興趣愛好，但自從開始串手鏈，進入心流狀態(tài)，自己的焦慮情緒也舒緩了。她拉著自己的姐妹加入，以小說里角色特征為依據(jù)串手鏈，有媽媽給女兒買了這款小眾的飾品，為女兒的情緒價值買單，項蘭感嘆：“現(xiàn)在的媽媽好會做媽媽。”
秦妍是被媽媽寵愛長大的女兒，她做毛絨玩具，也想要給別人一點陪伴。工作室里，她做的毛絨娃娃堆得比她還高。她要將500只毛絨玩具的臉捏圓，梳理毛發(fā)，檢查這些小玩意的走線和手感，這是她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幻想生物”：一只被遺棄又被縫補的兔子，名為拉比(Rabi)。
這些“幻想生物”不存在于現(xiàn)實世界中，每一個形象背后，都有一個屬于他們自己的故事。
秦妍解釋：“拉比被人類拋棄過，表情不太友善，性格變得有點‘壞’了。”這是秦妍賣得最好的一款玩偶。她認為主要是因為這個玩偶的人設。“如果為一個形象創(chuàng)造了故事，就會有消費者共鳴，會更忠誠于這個角色。”
秦妍的本職工作是一家動漫工作室的老板，做“幻想生物”的玩偶是她第二次創(chuàng)業(yè)。
潮玩市場在膨脹，誰也不知道下一個泡泡瑪特會在哪里誕生。但秦妍有一些自己的想法，labubu用了10年時間走向世界，玲娜貝兒成為女明星靠的是迪士尼這個IP幾十年的運營。
IP被喜歡可能靠運氣和時間的積累，但潮玩的商業(yè)玩法是相似的——做限定款，加上投資屬性，“如果你買喜歡的角色，過兩年漲價了，就會更想買新款”。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曾寫道：“如果我理性地購物，我不會買很多東西。只有充分調動情緒，才能創(chuàng)造更多的需求。”
目前，秦妍共設計了6款“幻想生物”，它們彼此鏈接，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觀之下，她把設計的圖紙發(fā)到社交平臺上，根據(jù)流量來判斷是否要進行實體化生產。它們每個人都擁有英文名——秦妍想好了要讓它們走到網絡，做游戲化的生產和開發(fā)；走出國門，哪怕現(xiàn)在就已經有來自菲律賓的消費者了。
“幻想生物”包裝紙的外頁上寫著“恭喜解鎖初級領養(yǎng)員的身份”，有人會給她寫長文，講述這個娃娃是如何吸收他們的負面情緒，自己又是如何被治愈的。
但創(chuàng)業(yè)說到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秦妍的毛絨玩具在“賺吆喝”的階段，“不用特別在意剛開始能不能吃得上飯，后面有飯吃就可以了”。
項重陽和鐘濟城的父母都是生意人，但他們明顯覺得，如今創(chuàng)業(yè)，和父輩大不相同了。“我父輩那一代一定要膽子大。現(xiàn)在這個背景下，膽子大的人可能創(chuàng)業(yè)死得更快。”鐘濟城目前還沒從一次性襪子上賺到大錢，但他一邊干自己的主業(yè)，一邊創(chuàng)業(yè)，并不著急。
“不是父輩那代人，才有風口，直播帶貨、AI、潮玩都是曾出現(xiàn)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機遇。”這位年輕創(chuàng)業(yè)者不再期盼迅速起家，而是堅持長期主義，“深耕某一個領域，當一陣風吹到這里的時候，乘風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