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箭公司“朱雀二號”火箭發布會
星空有了中國新勢力的加入。
過去一年里，被人類之手放置的443顆衛星中，267顆是商業衛星;火箭向天宇的91次沖刺中，26次是被商業公司推了一把。他們是新的力量，區別于“國家隊”的存在。
自打60年前蘇聯人將那顆小土豆似的衛星送上天空后，航天一直是大國角逐的戰場。那些聽著耳熟的名字：加加林、好奇心號、天宮、楊利偉……背后均站著各國政府支持的航天機構。然而，從這個世紀初開始，攪局者來了。他們便宜、快速、親近市場。到了去年，商業航天貢獻了全球航天產業3/4的產值。
從新加坡的科技園到以色列的大學城，造衛星火箭的初創公司冒出頭來，僅美國方面去年一年的商業融資就達到了33億美元。最著名的當屬自主回收火箭的SpaceX公司。它2005年還曾被NASA(美國國家航天局)認為只是送衛星上天的“的士”，如今已經成了NASA的得力合作伙伴。公司創始人埃隆·馬斯克被民眾在漫威電影里找到了對照——鋼鐵俠。
浪潮到了。2015年10月29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印發國家民用空間基礎設施中長期發展規劃(2015—2025年)的通知》，鼓勵支持民用空間基礎設施發展。同年，國內出現了第一批商業航天企業。
金錢的嗅覺總是先人一步。去年，全國這個領域有17家企業獲得投資，總額高于21.6億元人民幣。今年入夏以來，4家公司分別獲得1億元到2億元的融資。
天儀CTO任維佳與團隊研發火箭
在北京亦莊，十幾家團隊隱藏在科技園區的試驗場和寫字樓里，籌備著造火箭的大業。其中兩家今年春天相繼發射了兩枚亞軌道火箭衛星。數十顆商業衛星已經在軌道緩緩旋轉。
作為航天大國，我們有了東方紅、長征、神舟、玉兔和天宮。高校也會投入小微衛星和探空火箭的制造，學術性很強。航天的主旋律仍是體制內各科研院所，手筆恢弘，軍歌繚繞。
“國家隊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一位商業公司的高管說，“我們是有力后補。”他們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不少來自體制內的科研院所。過去的歲月是成功必需的寶藏，也會是想要掙脫的條框。
第三個元年
九天微星CEO謝濤見過馬斯克，隔著很遠的距離。彼時他還在航天院所工作，對體制外的風云變幻好奇而缺乏認識，從朋友那偶爾知道了這位“商業航天教父”的存在。2014年4月，馬斯克來華推銷電動汽車特斯拉，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辦一場峰會，門票被炒到3000元一張，同來的伙伴嫌貴，他咬牙進場。
他記得馬斯克在演講開場放了一段視頻：SpaceX公司研發的火箭“獵鷹”穿云箭一樣扎入天宇，又準確地找到了海上回收平臺，穩穩降落。放畢，馬斯克輕描淡寫地表示，特斯拉也會使用火箭上的技術。
“那真是個好商人!”臺下人群里，謝濤瞪大了眼。
創業后，這位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的工科生致力于做一個好商人。他的任務是呈現出一個好產品，能賺錢。“我們的技術不是最頂尖最前沿的，但我們基于客戶需求進行技術創新。”他說。
謝濤自豪于公司的“少年星一號”“在發射前就收回了成本”。基于少年星的測控，公司研發了相應的系列課程，太空創客實驗室，“少年星一號”入軌后，孩子們能在課堂上與衛星互動。他計劃讓衛星采集候鳥的遷徙數據，用于地理課教學，讓孩子們畫出遷徙軌跡。
那是謝濤未曾體會過的童年。他高中時代從北京旅游回來的親戚處獲得了一本雜志，封面是哈勃望遠鏡拍攝的圖片。那是他的目光第一次延伸到地球之外。
他正在琢磨讓下一顆衛星能“眨眼”。實現這點不是裝個燈那么簡單，還需要控制飛行姿勢，計算重量和能量平衡，是一項新技術。這是個科研意義不太大的功能，但他推測市場會喜歡——誰不希望能一眼看到自己的星呢?
天儀研究院初創不久，一位清華大學的教授上門拜訪。他需要將全新的X射線偏振探測裝置送到太空，對黑洞做全新探測。無奈每年的上天資源有限，競爭激烈，最有希望的答復是10年后升空。
CTO任維佳熟悉這種無奈。他創業前在中科院空間應用工程與技術中心工作，曾負責審核有機會被帶上天的科學項目，“1000份里面不過幾十份入選。”上天資源非常稀缺，決定因素眾多，單從科研角度看，多有遺珠。
如今，這些排不上隊的科研需求給了天儀市場。去年7月，清華大學天體物理中心與天儀達成合作，將于今年下半年將X射線偏振探測器送入太空。同時，清華團隊還將從今年下半年開始發射24顆衛星，展開引力波監測實驗。
千乘探索科技有限公司的衛星應用則以遙感為主，這是個更廣泛的范疇，遙感載荷能拍攝地球的高清圖片，密切監控大氣山川、洪災干旱和農林牧業。
遙感衛星一直是“國家隊”的“拳頭產品”之一。CEO苗建全“絕不敢想和他們競爭”。他的服務對象是需要了解地球狀況的商業公司。“‘國家隊’顧不上的那塊蛋糕，我們來分。”
商業衛星產業的玩家們都有建立衛星平臺的野心，這就好比互聯網企業想做出安卓或蘋果水平的平臺，承載更多應用。這也是出于成本的考量，“越是量產，越是便宜。”
“量產”的野心催生了另一熱潮：“星座”——不同軌道的一組衛星。
打更多的衛星上天亦是國際趨勢。因為高度和頻率的要求，衛星軌道資源總數是有限的。每圈軌道上，不“追尾”，均勻按照一定間隔角度只能放下一定數量的衛星。目前，最搶手的地球靜止軌道早已經超過了容量，不得不發展技術讓2到3顆衛星能擠在同一位置里。其他軌道距離客滿還有很大差距，但在先到先得的刺激下，誰都不愿意被落下。
“大航海時代來了。”謝濤說，據一家美國金融機構估計，全球范圍內，這門生意有千億美元級別的潛力。
“2018年是中國商業航天的元年。”數位觀察家評論道。
“這都是我聽說的第三個元年了。”苗建全笑了。
他知道產業將一段時間處于“方興未艾”的狀態。圈子里的同仁們經常要需解釋各類基礎問題，包括衛星和火箭的區別是什么。
但他也初步體會了資本在利益前驚人的學習能力。一位投資機構代表第一次見面時對航天一無所知，第三次見面已在詳詢技術細節。“你可別想著糊弄他。”
更需要習得的還有理念。這個領域，幾乎每位創業者在與資本的雙向選擇中，都會強調：目的是賺錢，但錢是沒有那么快賺到的。航天是高密集產業，投入大，周期長。“我們可不是互聯網。”
天儀研究院CEO楊峰這兩年最大的后悔之一是A輪融資磨合了太久。他已經醒悟，本不應糾纏著“多要那幾百萬元”，該早一點開始研發工作。“對我們來說，時間更值錢。”
再快一點
楊峰討厭停滯。
他因此警惕過于宏大的愿景，比如“一上來就聊實現多少技術突破，趕超多少年”——“那得多久能看到呢?不停開會，不了了之了”。標語、口號和壯麗畫面不適合商業航天，他更關心這周能辦多少事，“目標越小越實用。”
他如今大多數時間在全國各地飛來飛去，見形形色色的人，從政府官員到藝術家，后者在公司的第二顆衛星上免費畫了一條龍。辦公室常常是空的，墻上掛著《星際穿越》的海報和托馬斯·穆勒的球衣。
每次下決定，他都在心里設定一個最糟糕狀況的底線，并為此做好預案。“退一萬步說，哪怕都有一顆衛星都啞了，發射得足夠多足夠快，公司就是在進步的。”
任維佳的熱情則在“玩兒”上。辭職創業的初衷是個有點不靠譜的點子：發射一臺望遠鏡到天上去，看看從那里望出去的星空是什么樣。
對于一個工程師來說，沒有比創作出一個完全屬于自己的作品更好玩兒了。他愛說“玩”衛星，倒騰最新的技術，實驗更有效率的解決路徑。他甚至拉了一個全部來自互聯網公司的工程師團隊負責衛星的軟件系統，控制遙遠衛星的大腦。這支團隊有機會“可勁兒玩”，試遍可能性。
任維佳常被朋友調侃：兩年做別人幾年的事兒。這家公司發射了4顆低成本小微衛星。前兩顆只間隔了3個月，然后準備了不到一年，后兩顆被同時送入軌道。今年接下來的時間還有10顆計劃升空。他卻漸感從容，每次到了酒泉還能不緊不慢看看胡楊林。
第一顆衛星“瀟湘一號”，從融資完成到衛星上天不過6個月，研發時間不超過1年。它于2016年11月10日升空，被期待環繞地球、執行4項科學實驗。到了10月，各項進度仍嚴重落后于預期。
像早早出發趕火車的乘客，衛星需要在發射的前5天運抵酒泉衛星發射基地。火箭從不等待，“乘客”趕不到，加個同等重量的載荷就上天了。
幾乎每個環節都比計劃允許的更耗時間，意想不到的問題頻頻出現。衛星需要經歷實驗，模擬太空環境發現潛在風險。直到各部件完成組裝成形，實驗的結果始終不理想。任維佳咬咬牙：拆了重裝吧。
任維佳曾參與神舟三號到八號，天宮一號、二號項目。他習慣于長至5年的研發周期，在龐大系統中做“一顆優秀的螺絲釘”徐徐擰緊。
這一次，不比鞋盒大的衛星擋在眼前。資源需要各方協調。團隊不到20人，不少人是楊峰親自電話面試的，其中數位是當年的應屆生。天儀在長沙的辦公室正在裝修，塵土飛揚，好幾位新員工以為找錯了地方。
衛星工作示意圖
“不再有國家兜底了”，他們還要為投資人和員工負責。
出發前最后一周，天儀長沙研究院，睡眠成了最次要的事情。一樓廠房式的實驗場地里永遠忙碌，無論晝夜。三樓休息室的沙發區經常橫著人，偷一小時閡眼，手機鈴響又一個激靈坐起。任維佳衣服沒換，一股味兒，也沒人注意到。
11月3日，原定一早出發去發射場地，星星還沒準備好。只得退了票，翻找出當天傍晚發車的另一條路線，再爭取半天。夜色降臨，沒完，仍需半天。最終，任維佳改簽了4次火車票，于4日中午抵達了衛星發射基地。
整個團隊出動護送。每人平均拖著2個箱子，除了行李還有衛星組件，浩浩蕩蕩——精密儀器無法帶上飛機座艙，又會因托運受損?；疖嚴铮奖忝鏆馕?、嬰兒笑聲和手機播放的電視劇對話里，藏著將離地500千米以上的秘密。
其實用不著去那么多人，但年輕人忍不住，“好像是自己的孩子要遠行了”。他們嚴重缺覺，不少人前夜還在工作，一路不語，可內心雀躍。一些南方孩子途中不住驚叫——第一次見到戈壁灘，在初冬的天色里連綿不斷。
2016年11月10日7點42分，“瀟湘一號”隨火箭升上天空。
此后很多年，楊峰可能還會提起“一生中最漫長的19秒”。他坐在發射基地指揮中心后排，根本聽不見一陣又一陣的掌聲。
星箭分離前，什么都有可能發生。衛星可能會報錯，可能在彈射中出問題，其他國家也曾有過分離前星箭齊毀滅的可怕先例。
19個滴嗒后，他們創造的搭車客躍入了宇宙。
這不是圓滿結局，是故事的開始。衛星需要看天看地，將所見傳回地球。按計劃，星箭分離4小時后，衛星將傳回第一批數據。它失約了。
任維佳正在去機場的路上，向負責接受數據的瑞典合作方反復確認，心越來越沉。母親和哥哥出席了這個他人生的重要事件，那會兒不敢出聲，轎車沉默穿行在荒漠里。遠遠看見機場建筑時，他的手機突然響了。
1600公里外，天儀北京研究院數據分析進行的辦公室里，歡呼聲爆發出來。遲到了近3個小時的數據包被打開分析，確認是天上“孩子”報的第一聲平安。
謝濤知道等待數據回傳的滋味。2018年2月，他們的第一顆星，3千克重的“少年星一號”在酒泉由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發射升空。
接受衛星信息需要專門的天線，狀如大了幾倍的有線電視接收“鍋”。少年星的測控主站位于宋慶齡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那其實就是玉淵潭的八一湖邊一座不超過10平方米的鐵皮房子?？爝^年了，城內大小水面均已結冰，風聲隔著玻璃窗，像在頭皮上呼嘯。
這顆星升空后要主動沉默半小時。同批搭載火箭還有其他更重大使命的VIP“乘客”，要保證它們的信號優先被聽到，不能搗亂。升空8個小時后“少年星一號”問了聲好。
后半夜，海南、安徽、河南和廣東省陸續發來消息。這些地方的測控分站建在中學校園或科技館內，學生有機會參與觀測。這顆衛星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中小學航天科普教育。孩子們匯報：星星剛剛飛過我頭頂了。
可靠性和可能性
對失敗的恐懼深藏在航天基因里。代價太大了：遠在天外難以再做補救，前期的巨大投入付之東流。
也因為此，大國航天，可靠性是最被看重的品質。中國航天擁有被世界公認的優秀質量控制體系。“歸零”是重要一節。研發過程中出了岔子，整個項目停下來，一步步倒推回源頭，即“零”的位置，并舉一反三。這個體系的“精神”被從體制走出的人帶到了商業航天公司。
可是，市場的速度在“國家隊”是不可想象的。慣例是：盡量選用已被驗證的方法和技術，哪怕那不是最先進的。
一位航天系統的工程師告訴記者，他參與的“歸零”過程多少有點“為找錯而找錯”。每個部件都需要他提交一份報告，一周寫近百份。報告的格式出錯，數學符號實用不合規格會被打回。每批報告都要在細節上糾纏幾個回合。
對可靠性的執著非常花錢。在中科院時，任維加需要在航天器中加裝一臺德國產的小風扇，用于散熱。這是此前設計中沒有的。風扇不貴，一臺兩三百元。為了證明這臺風扇不會在各個環節因為熱、冷、聲音等因素而出岔子，對航天器的任何部分造成損害，團隊進行了一系列模擬測試。測試花了20萬元。
“進市場了，每家公司都需要在效率和可靠性之間找個平衡點。”楊峰說。
對自己的定位影響著他們天平的微妙偏向。兩條常見的路徑是：做航天的創業公司或創業的航天公司。
謝濤希望九天微星做前者，希望能比擬互聯網公司的“快速迭代”。這是一個程序員常用詞，指新產品取代舊產品，飛速擴張。
苗建全則認為千乘探索是后者，信奉扎實。“在體制內，每次決定都要找一堆專家來反復確認不會出問題。我也煩啊，但那有用啊。”
一個公認較為普遍的趨勢：相較于衛星公司，火箭公司更重穩健。火箭失敗的成本太高，點火一瞬定成敗，沒有第二次機會。
北京藍箭科技有限公司CEO張昌武相信“慢一點比較快”——“我們身上有中國商業運載火箭發展的責任”。
張昌武搞金融出身，經常得學習一番才能看明白交給他的技術報告。他的執著在于管理，信任“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發現問題，提高效率。公司內部會談以至少每小時一次的頻率發生，不只在會議室，非直屬下級的技術負責人可以直接找CEO提建議。這類跨級溝通催生的成果之一是一種自主研發的發動機噴管，技術和材料都是全新的。
“火箭是公司工程師的作品。”他說，“這個管理體系將是我的作品，它在不斷發展著。”
這個作品可能不會受航天或創業的傳統限制。按照張昌武的設計，它的身上可以有一切”優秀公司”的影子，比如SpaceX、福特汽車和蘋果公司。
體制內外
藍箭走過一段彎路。張昌武希望以外包集成的方式完成產品，縮短第一支火箭的研發時間。零部件不必全部親自動手，火箭的核心——發動機更可以仰賴體制內科研院所的技術轉讓。
與“國家隊”合作也是國際商業航天初創公司的普遍做法。2005年，NASA送上一份價值5億美元的訂單，讓SpaceX開展軍事衛星發射工作。對于這家當時不滿100人小公司，這筆錢是種子基金，也是一系列政府購買的序幕。到2018年，SpaceX獲得的政府訂單總額不少于42億美元。
NASA還提供了技術支持，甚至派專門的技術人員進駐SpaceX進行監管和指導。SpaceX如今以“黑科技”聞名，早期的核心技術不少來自NASA淘汰下來的專利。
但藍箭的火箭發動機交易合同最終落空了。
張昌武多次在采訪中表示，他們是被“倒逼”上了一條”創新之路”。團隊五分之四是技術人員，他們中的一半主攻發動機。
一位商業航天業內人士有著與“國家隊”打交道的不愉快經歷：對方是乙方，卻有著甲方的氣場。2015年，他需要尋找合適的科研院所交付一個部件的訂單，其中一位代表出離憤怒——“被‘比價’可能讓他覺得被侮辱了，盡管在市場上這再正常不過。”
現在，商業航天公司與體制內打交道時已少受冷遇。苗建全帶著隊伍和一家核心院所合作，一個月工期結束，慶功宴上已經拍著肩膀稱兄道弟。“一開始，他們有點觀望的意思，看看深淺。”苗建全說。
這些年齡不超過3歲的產業新選手在公司裝修上，就足夠讓傳統航天人琢磨的。九天微星的休息室里有兩張床，造型仿照的是宇航員睡眠艙，即馬特·達蒙在《火星救援》里用的那種。天儀北京研究院地面上鋪著星空的圖案。他們還生產二次元周邊：印有已發射衛星圖標的冰箱貼、鑰匙扣和夾克衫。
每家公司的辦公室墻都是玻璃的，一覽無余。
主要的體制支持來自各級政府。不少商業航天公司總部在北京，注冊地點和生產廠房在其他省市。天儀在湖南長沙的三層辦公樓由當地政府免費提供，那也是領導視察必經的樣板站。
千乘則以極低的房租進駐了北京市海淀區鄰近北京大學的一棟寫字樓。今年年初，提供場地的中關村科技園區又在這棟樓的高層另辟了一塊三面落地窗的場地，那里將成為一個小型的衛星控制中心，一面屏幕監控逐漸完滿的“星座”。
另一方面，成員有誰來自“國家隊”，常常被作為考量這些年輕團隊技術水平的一個重要標準。談判場上，投資人會私下找來信任的前“國家隊”成員坐鎮，搞清楚那些“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是否真的圈內人。
“在工程這個領域，經驗非常寶貴。”苗建全說。
據他介紹，火箭和衛星的原理是可以公開學習的知識，任何人都可以接觸到。本世紀初，航天科工集團牽頭，聯系各分系統技術專家，編纂出版了一系列30多本技術指導書籍，寫清楚了中國航天發展至今的幾乎所有理論經驗。這套書一度可以在網上買到。
然而，理論到工程的距離難以輕易跨越。苗建全打了個比方：為實現一個功能，懂得理論原理的普通人可以寫出正確的幾十行代碼。實際的程序更為復雜，可以包含幾十甚至幾百條“如果，那么(if，else)”的指令，為衛星在實現功能時可能遇到種種狀況做好應對。
“如果”前的問題和“那么”后的方案，來自國家產業半個多世紀的工程積累，有經驗也有教訓。
九天微星休息室
亦莊的“火箭街”緊鄰中國航天五院。天儀北京研究院就設在中科院新技術基地，咨詢體制內的老伙伴只需跑趟隔壁樓;從體制跳過來的年輕人還和前同事搭同一趟班車。
“我們也為體制內的伙伴提供選擇。”任維佳說，“做航天久了，你會感覺到與周圍世界的脫節。市場上沒有同類公司，你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什么水平。”
一個90后姑娘今年剛從體制內跳到天儀，參與新路徑的摸索和實驗。在“國家隊”，“總體”部門負責決策制訂和規劃統籌，層級高于分系統內其他技術部門。在市場，姑娘發現，每個人都是一個小“總體”。
“錢是多了，累也是真累。”她笑道，“當然學到了不少，逼著飛速成長。”她認同那句話：所謂的美好時光，在當時看都是無比艱難的。
苗建全是在34歲跳出體制的，父親一度反對這個決定，暫時的和解出現在一個夏夜。他去北京南苑機場送父親回家，航班晚點。小賣部外露天廣場上，父子一人坐一個石墩，在飛機起落轟鳴聲里聊了數個小時。最后老頭兒嘆了口氣：其實我理解你的抱負。上世紀80年代，私營商業不再被看作“投機倒把”，這個男人在內蒙古家鄉第一批辭掉公職，做了個體戶。
苗建全的新辦公室保持體制內的風格：紅色木頭家具，書柜里擺著技術指導書，唯一的裝飾是女兒的一幅蠟筆畫。他特意為公司添置了航天院所同款格子間，希望跳過來的團隊能有點親切感。“結果他們都說我土!”
過去在體制內，衛星已經裝載上火箭了，他還在和伙伴們一遍遍在腦海里“過流程”，“像出門之后反復緊張家里門有沒有鎖一樣”。發射成功，他們在食堂吃著特意備好的夜飯，就著酒。在大師傅漠然的注視下，幾個男人抱成一團大哭。
現在，他和合伙人常在會議室里為一個技術決策吵架，互拍桌子，搶過馬克筆在白板上畫曲線寫數字，字跡因為激動而潦草。新招聘的行政任人員第一次參加會議，被這陣勢嚇得不輕。老員工拍拍她的肩，表示見怪不怪。
在他看來，兩段歲月都是饋贈。只不過前者是渺小生命與宏大事業相連的榮耀，后者則是憑借個體力量有所創造的快樂。
中國的SpaceX
幾乎每個商業航天公司都被問過這個問題：你會是中國的SpaceX嗎?
“我們和SpaceX的技術差得太遠了。”苗建全說。
決定創業時，他考慮過著手商業火箭制造，也有這方面的經驗。最終選擇衛星，是因為火箭自主研發的周期太長了。“媒體總覺得，火箭發動機研發難。發動機造成了，火箭就成了，其實后面還有千難萬難呢。”
這位資深工程師覺得公眾偏愛簡單的技術故事，通常由三個部分組成：一個問題，一種解決，完美結局。實際上，技術發展的路徑不是線性的，而是像樹一樣枝葉相連。
創業以來，老同學們提供了很多支持。有幾位已經是航天系統的業務骨干，被他挖了過來。還有一位在北京郊區做公務員，牽線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實驗場地。
這數年間，他和他們完全沒聯系過。上次見面還是從北京航天航空大學本科畢業。送走最后一位同學時已到傍晚，校園空曠安靜，他摳下了相處了4年的宿舍金屬門牌號，揣在兜里。
十幾年過去，當年的男孩過了而立之年，有了妻子孩子，父母老去。手機號碼竟還沒變，還是大一入學一起去運營商辦的，連著號。如今朝夕相處，他依稀能想起一起在學校附近喝酒吹牛的歲月，小龍蝦剛進入北京，2元一大盆。沒人猜對過自己今天的模樣。
今年7月初，“水立方”音樂轟隆，臺下手機閃光連成一片，上一批站在這個臺上的是孫楠和李宇春。16盞射燈照耀著當日的明星：一臺兩人高的火箭模型，“朱雀二號”中型液氧甲烷運載火箭。全系統設計工作已經完成，計劃于2020年首飛。
這是張昌武少見的高調，他自認是實用主義者。“火箭研發不會有很多公眾能理解的成績，又不能像互聯網公司隔一周發一個新版本。”他說“但其實我們每天都有新的成就。”
他情緒內斂，不易激動，每天早起卻總有隱隱興奮——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楊峰無意間看到了SpaceX官方發布的一個2分鐘的視頻，記載了2013年至今的失敗經歷。伴隨著歡樂的音樂，視頻里的航天器栽倒、墜落、爆炸、因為支架問題而詭異亂跳，或是搞得整個發射平臺火星子亂濺。字幕極盡嘲諷之能，比如“它確實是降落了，不過是變成幾個碎片下來的。”
“航天常被看作是不可能失敗的。”他感慨，“其實航天是最容易失敗的行業了。”
航天計劃出了問題，NASA通常會召開新聞發布會說明情況。上個月，因為詹姆斯·韋伯望遠鏡的再次延期，一份60頁的問題調查報告和NASA針對報告的回應在官網上公布。這不是我國航天的習慣。
楊峰覺得，這支視頻顯示出了SpaceX的底氣——實力已經被肯定，經歷過失敗又怎么樣呢?他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商業航天公司也能發布一部講述失敗的視頻，那是對實力自信的最好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