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物局近日向社會推介百項2020年度“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題展覽，“彩陶·中華——中國五千年前的融合與統一”名列其中。這個看起來“滿目繁花”的原創展覽，由國家文物局、陜西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陜西歷史博物館承辦，展品來自16個省、區、市36家文博單位，是目前國內博物館涉及彩陶分布范圍頗廣和深受關注的一次展示。展覽以渭河流域彩陶發展為縱向脈絡，以彩陶繁盛期社會為橫向切面，對彩陶紋飾“華夏之花”的探源溯流，勾勒了5000年前中華大地上第一次文化大整合的恢宏歷程及深遠影響。

彩陶特指燒制前繪彩的陶器。對比強烈的絢爛色彩，意象多元的美好圖案，點線面的繁復組合……彩陶不僅是早期先民的實用器具，更代表了那個時代卓越的藝術成就?？脊刨Y料顯示，在距今8000年的亞洲大陸東西兩端率先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中國是世界彩陶的發源地之一。作為黃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流域孕育出的彩陶文化區，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區之一。這里是彩陶文化發展序列最為完整的區域，從距今約8000年的老官臺文化開始，先后經過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發展，一直延續到仰韶時代晚期，經歷了3000多年的歷程，成為中華大地上獨特的文化景觀。

老官臺文化彩陶作為中國彩陶文化的根，盡管器形與紋飾較為簡單，卻意義非凡。半坡文化彩陶紋飾以直線構圖為基本特色，尤以魚紋和人面魚紋最為典型。廟底溝文化彩陶紋飾繁復絢麗，多以若干相同單元圖案對稱、重復排列，構成多元連續帶狀紋飾，尤以鳥紋及由圓點、弧邊三角等構成的各種花卉紋最具特色。到仰韶時代晚期，中原地區彩陶開始衰落，數量急劇減少，紋飾趨于簡化，但彩陶文化并未落幕，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彩陶異軍突起，成為繼中原廟底溝文化之后彩陶發展的又一中心。渭河流域彩陶這一發展與傳播歷程，也是彩陶文化或中華文明本土起源的有力證據。

廟底溝文化時期，不僅是中國彩陶發展的鼎盛階段，也是中國史前社會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原本經營粟作農業的廟底溝文化先民，在與長江流域史前先民的交流中，發展出稻作農業，使糧食的來源比以前更加多樣化。經濟的穩定發展為人口的增長與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這一時期，聚落數量增多，規模差異顯著，出現了作為區域中心的特大型聚落。西安高陵楊官寨遺址就是其中的代表。該遺址規模巨大，總面積超100萬平方米，環壕所圍區域面積達24.5萬平方米，環壕周長約1945米。如此規模的超級工程，單靠楊官寨一個聚落的居民是難以完成的，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已經出現等級分化，具備一定的社會動員能力。楊官寨遺址西門址兩側，發現成層分布的完整陶器，數量達千余件。還發現有其他聚落罕見的特殊器物，如鏤空人面器座、陶祖、釜灶形陶器、玉璧紋彩陶盤、龍紋彩陶缽、盆、石璧、石琮等。楊官寨聚落的布局、規模以及大量獨特遺存表明，廟底溝文化時期帶有都邑性質的超大型聚落已脫穎而出。

蘊含著廟底溝文化精神的高度統一的彩陶紋飾和制式化的特征，賦予了彩陶“禮器”的功用。廟底溝文化彩陶向禮器的轉變，標志著管理復雜社會古禮已經形成。這種藏禮于器的做法，體現的是禮制。有了“禮”，人們的行為才能有所遵循，社會秩序才可能納入常軌。正如一些學者理解的那樣，彩陶是大時代大文化的代表，是古禮與文明的先聲。

廟底溝文化以其獨具特征的花瓣紋與花卉紋彩陶為標識，在史前中國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文化浪潮。考古資料顯示，在東到大海、西達甘青、北抵陰山，向南則跨過長江、踏遍嶺南，直通深圳香港的廣袤地區，都發現有廟底溝文化彩陶造訪的足跡。在交通尚不發達的時代，廟底溝文化彩陶的廣泛傳播，反映了深刻的社會背景，顯現出廟底溝文化強大的輻射力。周邊同期考古學文化對廟底溝文化彩陶的接納，或許意味著它接受了彩陶所代表的廟底溝文化的行為準則，這在客觀上形成一種“文化共識”，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融合，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大一統格局。

仰韶時代彩陶發展演變過程中，在渭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晚期，彩陶的象生圖案中出現魚鳥共體的形象。如果魚和鳥分別代表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那么這種共體反映的就是部族的融合。當然，這種融合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除了反映“共和”題材的彩陶外，在關中的一些遺址中還發現了鳥吃魚或者魚吃鳥的彩陶紋樣。渭河流域演繹的這場魚鳥之戰，無疑反映的是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區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的歷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廟底溝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圍，與《史記·五帝本紀》所載黃帝“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區域高度重合。傳說中的炎黃集團整合后，形成了古國聯盟，并且迅速將勢力向更大范圍擴展，因此在中原以外的區域也常?？梢钥吹綇R底溝文化風格的彩陶。這么大的疆土，只靠征伐顯然是不可持續的，還需要統一的文化認同，彩陶或許就是實現這種認同的載體。

半坡文化彩陶魚紋與廟底溝文化彩陶的鳥紋都經歷了由具象到抽象的發展過程，并最終發展成兩種花卉紋飾：一種是相對具象的四瓣式花瓣紋，一種是較為抽象的花卉。考古學家蘇秉琦將后者稱為菊科和薔薇科，認為它們就是華夏之花。無論如何，兩種文化彩陶紋飾最終的趨同，分明顯示出各部族文化的支流匯合為華夏文化的歷史痕跡。

仰韶時代的彩陶“物化”了5000年前中國先民們的心靈，折射出那個時代的精神，在推進早期中國文明化進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也為今天的我們與歷史對話搭建起橋梁。這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值得我們傳之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