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源于7月22日最高法與發改委聯合發布的《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簡稱《意見》，共31條)，其中第十三條提到：
“抓緊修改完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
此前，最高法曾在今年2月份就該司法解釋修改在小范圍內征求意見，其中標準為“一年期LPR的四倍”，按照最新的一年期LPR報價3.85%，新的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極可能是15.4%。
雖然有關司法解釋尚未發布，但“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詞匯已經刺激到了廣大金融機構和從業者的神經。中小金融機構、助貸機構、非持牌機構輪番上場，從各個方面論述“大幅度下調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可能產生的不良后果。
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是怎么來的?
如果追溯到古代，自宋朝以來，有一個傳統的說法叫息不過本，這可以看作是對民間借貸的一種利息約束。
而建國以來，1990年最高法在對《民通意見》的修改稿中曾提到：
“對于公民間的借貸，生活性借貸利率不得高于國家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兩倍，而生產經營性借貸不得高于四倍。”
但是在隨后 1991 年最高法發布的《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中發生改變，轉而采取“一刀切”的“四倍利率”上限規制模式。即“民間借貸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數)。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這就是著名的“四倍利率紅線”。
到了2002年，中國人民銀行在《關于取締地下錢莊及打擊高利貸行為的通知》中重申了四倍利率的標準。而對于超出部分也從“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變為了“超過標準即為高利借貸行為”。
2015年，持續25年的“四倍利率紅線”退出了歷史的舞臺。最高法在《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以“兩限三區”的新規取代了“四倍利率紅線”。
即，以年利率24%和36%為兩限制：
24%以下的利息都保護，為“司法保護區”;
超過24%不到36%的部分看作自然債務，給了的不用還，沒給的不能再要，為“自然債務區”;
超過36%的部分一律不保護，給了的要返還，為“無效區”。
而對于24%和36%的兩限，最高法法官杜萬華作了明確解釋：
“央行頒布的貸款基準利率變化比較大，最低是2%，最高是12%，比較多的是5%-8%，最后選了中間的6%，又參照傳統四倍的含義，將24%確立為長期的執行標準。”
時至今日，隨著對于金融進一步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要求、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以及金融科技的發展，對于民間借貸利率“兩限三區”的規定產生了新的要求。也因為此，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調整勢在必行。
民間借貸利率上限適用于金融機構嗎?
在司法中，民間借貸是一個有明確范圍的詞匯，特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
不同于民間借貸，持牌金融機構的借貸業務屬于金融借貸。2015年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中明確提出了“區別對待金融借貸與民間借貸，并適用不同規則與利率標準”。
因此，民間借貸與金融借貸的利率上限標準并不相同。
理論上，金融借貸并無利率上限，在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通知》(簡稱《九民紀要》)已經明確了，金融機構根據商業原則自主確定貸款利率水平。
當然，這僅僅是理論上，在司法實踐中，部分法院認為金融借貸年利率不設上限，可以超過24%。例如2018年借款人左某與某消費金融公司合同糾紛的一起判例中，法院并未支持借款人對24%以上利息無效的主張。其根本原因在于，法院認為消費金融公司屬于金融借貸行為，并不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
當然，在更多案件中，法院認為雖然金融借貸并不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但相較于民間借貸，金融借貸利率更應受限，因此應參照適用《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規定的24%年利率上限。
其實，如果從另一方面看，法律也要滿足公眾對于公平正義的要求。如果對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要求比金融機構還低，顯然是不符合一般的認知，監管也難以承受持牌機構利率高于民間借貸利率所帶來的社會輿論和道德壓力。因此，監管對于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上限也會給予明確的窗口指導，限制金融機構的高息貸款。
所以，綜合來看，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變化，影響的絕不僅僅是民間借貸。這基本意味著持牌金融機構貸款產品的綜合利率也不能超過此上限。
為什么要調整民間借貸利率上限?
7月22日發布的《意見》中，明確提出了“促進金融和民間資本為實體經濟服務”，2019年最高法發布的《九民紀要》中亦有相似的描述。因此調整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目的很明確，即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踐行普惠金融的理念。
如果放眼全球，世界各國普遍都對利率上限進行了規定。世界銀行曾在2018年調研了96個國家的利率上限，發現其中76個國家采用一定形式的利率上限，這些國家代表了全球 GDP的80%。
在這76個國家中，制定的利率上限不盡相同。其中約1/3的國家是為了維護消費者的正當權益，這些國家多為發達國家。剩余其他國家則主要考慮的是降低市場實際利率。
從國內的實踐經驗來看，兼顧了維護消費者權益和降低實際利率。
調整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影響了誰?
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利率是資金的價格，規定利率上限是一種價格管制的手段。當該管制價格下降時，必然會一定程度影響市場的供給(貸款產品和數量下降)。如果供給下降，需求卻沒有變化，那對于需求方(借款人)而言，要么貸不到款，要么從非法的途徑突破價格的管制，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貸款。
當然，這種前提是在供給沒有變化的情況下，而在實踐中，監管不會也不可能放任金融供給的下降，一定會通過下調資金成本、行政命令等手段增加低利率水平下的供給。具體的政策效果有賴于監管的政策力度。
具體情況我們不妨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消費信貸以極快的速度增長，在隨后的幾十年里，個人以及中小企業也同樣遇到了“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因此日本在2006年修改了《貸款商業法》(MLBL)，其中有兩點：一是合法利率上限從29.2%下調至20%;二是禁止貸款超過個人年收入的1/3。
從對于信貸機構的影響來看，MLBL大幅度降低了金融信貸的供給。在2003年MLBL實施前，20%-28%利率水平上的貸款余額為8.1萬億日元，而在MLBL實施后，該利率水平下的貸款幾乎為零。然而，相比于如此大幅度的信貸減少，14%-18%利率水平下的信貸卻僅僅增加了不到兩萬億日元。
同時，從事信貸業務的消費金融機構數量也大幅度下降。信貸公司從2003年的11800家減少到2016年的1900家左右。國際消費金融巨頭也紛紛撤離日本，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花旗銀行也停止了日本的消費金融業務。
而對于需求端(個人、中小微企業主)而言，MLBL同樣影響巨大。MLBL實施前，大量的低信用人群在20%-28%的利率水平可以貸到款項。然而，這部分高風險、低信用的人群在MLBL實施后，只有極少部分人群能夠在20%利率以下貸到款項，因為對于金融機構而言，這部分人群業務帶來的收益并不足以覆蓋其風險。機構只能在其中挑選相對優質的客戶提供信貸服務，也就導致了小微企業主、自由職業者等低信用人群的信貸拒絕率顯著高于固定工作人群。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的另一面是，確實有相當大的一部分群體在14%-18%的低利率水平上獲得了信貸服務。
最后，利率上限的管制本就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而且從近年監管政策的制定和發布來看，一般會充分參考各類市場主體的意見，政策的制定本就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各方主體達成共識，帶來的負面影響才會最小，政策效果也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