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本美緒的《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由一系列論文組成，試圖通過明清時代錢糧百貨物價數據的起伏與波動，去理解帝制晚期的中國經濟的面貌、結構與性質。這樣的研究，說起來置諸中國古代，也就這兩個時代尤其是清朝有可能實現，再往前學者們只能從海客談瀛洲的傳奇故事和前人筆記不經意間的邊角料里，找出一兩條大概率彼此齟齬的信息，來反推當時的經濟變化，其難度不亞于“鏡里拈花，水中捉月，覷著無由得近伊”。

這么一說可能違背大眾直覺，畢竟中國有著非常漫長的官修史書的傳統，集結成清朝的“二十四史”或者說算上清史稿的“二十五史”。這點不假，而且有著兩千年以上不斷檔的官修歷史記錄在全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但問題在于這些史書主要記錄的是王朝興廢與權力斗爭，屬于政治軍事史范疇，雖然其實沒有梁啟超所言“二十四姓之家譜”那么嚴重，但對于經濟和社會史所關注的物價波動、社會結構與文化風貌確實言之甚少，往往只會在描述歷史大事的時候順帶地談上一筆，后人只能靠這有限的幾句話建構一個空中樓閣的世界。

而且即使有數據，也并不精確，充滿了“十萬大軍”、“一諾千金”、“家財萬貫”式的文學修辭。中國古人缺乏經濟史的自覺，當然這一點是全世界的通病，只不過對于對于現代經濟史研究的發源地西歐來說，由于它們的社區保存比較完整，羅馬帝國滅亡以后很少出現人口大滅絕式動亂，像賬簿、契約、文書、書信等第一手資料保存完整，可以從中世紀盛期一路不間斷的追溯到今天勞動工資的變化。

但在中國，因為平均兩百年一次的改朝換代總是會帶來大量社區的毀滅，導致這些直接反映當時人生活的記錄消逝于歷史的煙塵中。中國歷史雖然悠久，其社區卻非常新。而這些朝代里，只有清朝，因為離我們最近，所以保存了相對浩瀚的數據，但其可信度也是從沿海向內陸一路遞減。

早年的學界預設了中國明清存在資本主義萌芽，認為農民的商品生產本質上是朝著近代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并將無法形成資本主義的原因歸為種種抑制力量的打斷，包括來自國內的高利貸資本盤剝和來自國外的歐美資本干涉。

但現在的學者更傾向于以江南農村手工業為代表的小農經濟一直處于內卷化狀態，即隨著人口資源的膨脹和土地資源相對不變，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資源投入更多的勞動以養活自己。

于是在小農經濟中，勞動不是可變要素而是不變要素，其動機不是利潤的最大化，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作為不變要素的勞動力，盡量得到哪怕只有一丁點也好的更多收入。因此，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即使低于生存成本，生產也得以繼續，這是作為家庭副業的產品為什么價格低廉，相對工場手工業和近代工業更具競爭力的秘密所在：除了原料費以外勞力成本幾乎可以省略不計。

由于勞動價格的低廉，使得投資技術進步變得毫無必要，不僅如此，在很多方面反而出現技術的大倒退，宋代就有的農具和技術在明清逐步被淡忘。這一歷史進路，與人工高昂依靠技術進步來削減成本，建立在高水平生產力上的近代資本主義可以說南轅北轍。

但另一方面，這種因生存而非利潤為驅動力的經濟模式，其實非常仰仗長途商貿的發展，因為本地絕大多數人都是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赤貧小農，缺乏購買力，無力消費商品，與英國、荷蘭本地市場開發完畢，大工業生產出的商品自然而然溢出又有本質上的不同——也正由于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缺乏購買力，使得鴉片戰爭以后英國人由大工業生產的棉布一時無力涌入中國市場——于是這種高度自給的小農經濟反而在明清時期深深地卷入國內(內陸到沿海)和國外(沿海到海外)的長途貿易，這是早年學界誤以為存在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緣由。

在這里，不存在全國規模緊密相依的分工體系和統一國民經濟，但各地域也不具備不與其他地域交流也能存立的封閉的經濟結構，各地域的經濟深深依賴于外部的動向。用本書作者的話講，明清中國市場構造類同通過水路鏈接、有落差的小貯水池群，各貯水池仰賴更上一級的貯水池供水。因為同級的貯水池之間并不具備充足的水路網，每個貯水池的底都很淺，所以需要上一級貯水池時刻供給的貨幣流。海外貿易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是這個貯水池群最大水源。

反過來，外界的一丁點風吹雨打，就能使脆弱的掙扎在生存線經不起一絲波動的小農經濟紛紛破產，像十七世紀起從馬尼拉涌入的西班牙白銀數目的減少，同明末江南地區小農經濟的破產，以及與明清易代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課題。

本書對貿易與明清易代的關系亦有討論，并且個人認為是本書最精彩的篇章。不過由于貿易與物價的相關性，我們或許需要先了解作者勾勒出來的這一時期的物價波動和經濟走勢，限于篇幅，具體的數字在此不予羅列：

以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地區而言，谷物價格大體呈現為萬歷末年(1620年左右)的漸漲——崇禎十一、十二年(1638、1639)以后的暴漲——順治(1644-1661)前期的高價格——順治后期到康熙(1662-1722)初年的下跌——康熙前期的低價——康熙后期以后的漸漲——乾隆(1736-1795)前期的暴漲——乾隆中期的漸漲。

除谷物之外的物價，包括棉布、生絲、田產、工資等，在宏觀、長期上，也與米價一樣呈現出從明末到順治前半期的上升——康熙到雍正年間的下跌——乾隆時期高漲的趨勢。

從世界史的角度講，16至18世紀中國物價的長期動向與同時期歐洲的物價大體一致，鑒于中國明清經濟對海外貿易，尤其是作為貨幣的白銀的嚴重依賴，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個時候的中國就已經卷入由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當中，而不是更晚近的鴉片戰爭。

這與這一時期對外貿易的波動是吻合的，我們可以看到本書作者將兩個世紀間的中國對外經貿劃分為四個時期：一、16世紀末至17世紀30年代的繁榮期;二、17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明清交替，清政府實行海禁，海貿急速衰退期;三、17世紀80年代后期至1750年前后，海禁解除，外貿恢復時期;四、18世紀50年代以后，對外貿易急速增長期。

在第一期，由于16世紀初，與蒙古緊張的軍事對峙，大量的稅銀被吸納至北方前線，導致缺乏貨幣的全國農村產生了對海外銀的強烈需求。然而因為明政府禁止民間進行海外貿易，使得大量武裝走私集團與東南沿海權貴相勾結，以倭寇的名義橫行海上，用暴力的非法手段，以滿足饑渴的國內市場。迫于內困外患，明朝于1567年明智地選擇緩和海禁，在1572年與蒙古媾和互市，企圖通過削減北邊的軍事開支、促使海外貿易活躍化以擺脫國家財政及民間經濟的窘境。

然而一方面由于萬歷三大征，軍事開支和流向邊疆的銀只增不減。另一方面，從全國征收運往邊境的稅銀即使回流到內地，也只是集中在權貴手中，并沒有使農村經濟充分受益。

這使得雖然海禁緩和后銀的流入量進一步增大，導致第一期的經濟繁榮，但民間還是感到貨幣不足，并產生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廣大農村的窮乏與都市權貴的富裕形成鮮明對比，廣大的食不果腹的農民為謀求生路及保護，紛紛投奔于世家大族之門。相比東南亞各國在這一時期因為商業繁榮，增強了國家的向心力與集權水平，東亞的商業熱潮對明朝來說反而起到了離心力的作用，許許多多的半獨立勢力出現在明朝白銀流通最多商貿最繁榮的東南沿海與北方邊境，不斷銹蝕著明朝的統治，為其滅亡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二期可以理解為在以內地貧困農村為根基的流民軍早早出局以后，滿洲、三藩、鄭氏這些借明末商業熱潮成長起來，從而具備軍事力量的半獨立勢力間霸權爭奪的最后階段。盡管農業帝國的記錄者偏好將邊疆的少數民族描述成茹毛飲血的野蠻人，但滿洲就像歷史上所有的內亞部族一樣，是商業—軍事共同體，仰仗貿易交換自身無法生產的商品，以及通過壟斷貿易收入分肥，收買聯盟的部族首領以維持一個集權國家。

在清軍入關頭十年，雖然飽受戰爭創傷，可市場還相當活躍。但為了切斷以福建沿海為據點抵抗滿清的鄭氏勢力的貿易，清政府在1656年強化了海禁政策，禁止民間的海上貿易，并在1661年發布遷界令，把沿海之民移居內地，使海岸無人化。這一法令非常有效地切斷了鄭氏主要收入來源，但也使17世紀30年代以來持續高漲的物價急劇下跌，帶來了非常嚴重的經濟蕭條。直到鄭氏投降，清朝解除海禁為止的20多年間，因為缺乏貨幣，百業蕭條，都市與農村共同衰退，證實了中國經濟對海外貿易的依賴性。

在1684年清朝解除禁海令時，亞洲東部的商業活動已經遠不如50年前。曾經借第一期商貿繁榮形成的東南亞集權國家，在這時已經因為貿易的衰敗而沒落，但對于第三期的清朝來說，雖然貿易的利潤減少，但邊境、沿海的軍事緊張得到緩和，半獨立的勢力消失，在官府管理下進行海外貿易的小商人及御用商人，取代了擁有能與官府匹敵力量的武裝船隊。

雖然1717年，清政府以擔心出洋船只從事海盜活動為由，禁止中國帆船到南洋貿易。但一來這一政策只持續到1727年，二來禁令不適用于與日本和越南的貿易，歐洲船繼續到達廣州，對走私貿易的懲處，也沒有清初海禁時那么嚴苛。與康熙初年的海禁不同，這一時期的米價與田價沒有出現特別明顯的下跌，銀不足的問題在當時的經濟議論中幾乎不被視為問題。這一時期可以視為經濟與貿易的恢復期。

在第三期的基礎上，有了18世紀中葉起的經濟繁榮，即所謂的康乾盛世的后半段。第四期無論是貿易總額，還是銀的流入量，都再度恢復到一百多年前的水準。但在作者看來，清代中期的經濟狀況與明末相比有相當大的差異。

第一，相比明末經濟的繁榮以都市及軍事、貿易據點為中心，而廣大農村普遍蕭條，清代中期是以農村為中心的繁榮。在糧食問題緊迫與城市貧民窮困的同時，資金因米價急速上漲和土地投資過熱而流向農村。

第二，相比康熙年間貨幣緊缺的問題，銀的流通量有了大量的增加，但在東南沿海地帶，銅錢的利用反而升高，且銅錢對銀的比價保持在較高水準。作者指出，這是在主要使用銀的大宗遠距離交易和主要使用銅錢的當地市場的雙層結構中，當地市場方面交易的發展更加快速，因此對銅錢的需求增加了。

第三，作者認為，因為包括農村在內的經濟繁榮促使國內商品流通活躍化，使得外國貿易的利潤能順利流向內地的經濟結構。明末的商業發展是以軍事上的緊張為背景，與農村的貧困相表里。而清代中期的商業發展是在之前百多年間一連串的軍事勝利消滅內外大大小小各種敵人，建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伴隨農村的繁榮而推進的。

最后讓我們結合四個不同時期，經濟變動與政治后果的長遠影響來看，明清中國的經濟結構始終面臨著兩種威脅：一、水源的水供給停止，或者水的外流，比如明末西班牙因三十年戰爭陷入經濟危機，從馬尼拉流入的白銀減少，導致我們此前提到的江南經濟的破產。二、各個貯水池擁有獨自的水龍頭，貯水池相互之間的關聯被切斷，國家對其失去控制，比如明末各地半獨立勢力的形成。

到了清末，中國又重演了明末的危機：鴉片的流入導致白銀的流出;太平天國以后漢人督撫離心離德，最終在辛亥年事實獨立。由于西方武力的到來，它比此前更加屈從于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但另一方面，一種新的經濟體系也開始移植于東亞，發揮著馬克思論及印度時所提到的創造與毀滅并存的效果，真正的資本主義萌芽登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