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特稿第1115期 外賣時速
外賣站外停滿了騎手的電瓶車。袁貽辰/攝
外賣站。袁貽辰/攝
在面積1.1946萬平方公里的天津，這間50平方米的群租房在地圖上小到難以辨認。手指摁住電子地圖不斷拉長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一個模糊的小點。相較于天津市1500萬的常住人口，這里的9名租戶更是人口統計里易被忽略的個位數。
這間藏在天津河西區一個老式小區里的屋子，似乎和當下的時代扯不上半點聯系。但只有在這里住過的人知道，這間屋子是比任何統計和學術報告更靈敏更細微的探測器，產業的震動、社會的轉型、人口的流動都能在這里被感知。
這里是一個外賣站，也是一群外賣騎手的“家”。
這里住過剛離開農村的少年、住過失業的大學生、住過國企買斷工齡的員工，也住過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宏大的政策規劃和產業興衰下，他們不斷變化謀生手段，在外賣站走走停停。有人在這里干了3年多、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跟隨“天價融資”進入外賣行業、也有人因“燒錢時代”遠去而離開。錢，是這里始終人來人往的原因。
眼下，屋子里住著來自天南海北的9名男性騎手。他們中最年長的52歲，最小的剛滿20歲。老家最近的在天津，最遠的在甘肅農村。
在均價幾乎超過3萬元一平方米的河西區，空間寸土寸金。真正屬于他們的個人空間很少，被褥和衣服往往就是一個騎手的全部家當。但52歲的騎手黃冰更樂意把它當成一個“家” 。
齒輪
只有陽臺還保留著昔日的痕跡。那些沒人領走的行李和家具堆在陽臺外沿，黑黢黢的，欄桿上掛著不同尺碼的運動鞋。這里是整間屋子陽光最好的地方，年均奔襲3萬公里的外賣騎手平均一年要穿壞6到8雙鞋。運動鞋是最經濟的選擇。
鞋底開裂、鞋面顯出污漬的運動鞋見證了這里最熱鬧的時刻。一兩年前，各大外賣平臺的“燒錢戰”如火如荼，動輒上億元的資金投放到了這個新興產業，只為爭奪市場份額和用戶。打開各個外賣App，平臺大筆補貼配送費，用戶享受著商業競爭帶來的紅利。工地、工廠、社會各個夾縫角落里的人也涌入了騎手平臺，換上一雙雙耐穿的運動鞋，最終讓騎手的數字定格在了百萬人次。
陳奇十幾年前從甘肅老家來到天津。老鄉要介紹這個身材壯實的小伙子去食品公司工作。到了地兒他才發現，那是一家貨運公司，他的工作是搬運上百斤的大箱子，如果不搬，就餓著他。后來天津的樓越來越高，他和無數農民工成為建筑產業工人，在烈日和大雪天爬上腳手架，縫制著這座城市光鮮亮麗的外衣。可最近幾年，工地越來越少，茫然之中他跟人一道擠進了外賣行業，因為這里“活多錢多”。
他說自己是“一步一步被推到這里的”。多年的打工生涯讓他明白，自己不過是一個渺小的齒輪，國家經濟這臺機器晝夜不停地運作前進，舊的引擎壞掉了，會有新的補上。作為齒輪一刻也不能停。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下一次換工作”。
外賣站站長常山說，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所有商家店鋪。當外賣產業蓬勃發展時，他注意到許多大商家反應冷淡，常常讓外賣騎手一等就是一小時。反而是許多小商家積極參與，還采用了湯面分離、設計外賣包裝盒等手段，最終搶來客戶，在激烈動蕩的商業社會里存活。
盡管拋下了曾經賴以為生的手藝，但陳奇認為，比起在工地干活，外賣騎手能掙得更多。這是他衡量工作價值的唯一標準。
今年來，外賣平臺不斷下調配送費，五毛一塊地向下降，這個男人意識到，“燒錢時代”已經過去了，外賣行業進入了新的競爭，成本控制和服務質量被擺上了臺面。站里又一次迎來了人來人往的時刻，有人因為申訴無門辭職，有人因為收入降低辭職。一名跑單勤快的外賣騎手，因為過年期間突發急事提前下班了一會兒，被罰沒了加班的獎金，一氣之下離開了外賣站。他在這里待了3年。
呈階梯式下降的配送費暫時沒讓陳奇離開。他說自己沒有停下來的資本，在幾千公里外的甘肅老家，妻子一個人照顧兩個孩子和老人，一塊錢需要掰成兩半兒花。
52歲的黃冰也沒動過離開的念頭。在成為一名外賣騎手之前，他是國企員工。十幾年前買斷工齡后，他去塘沽拉過石頭填海，也加工過一次性打火機，始終沒能找到一份安穩的營生。后來，給銀行做保潔的他在路邊偶遇了一群外賣騎手，一打聽收入，沒幾天他就成了外賣站里的“老黃”。
他已經不再年輕了，日漸衰弱的身體能負擔的工作越來越少，從某種意義上講，外賣騎手這份工作讓他擁有了盼頭——干到領養老金的那天就好，多干一天，養老的錢就越多，老母親的病就多一分保障。
這個前后換過五六個工種的東北男人，理解那些來來往往的騎手。在他看來，把送外賣當成長期工作的人少，大部分人都奔著這個活兒靈活，干幾個月拿到錢就走。
黃冰說，幾乎每一個“老牌”外賣騎手都會有深深的焦慮感。很長一段時間，外賣站夜談的話題都是哪里的工廠在招人、薪水多少。最終，有人去了工廠，有了回了老家，也有人給他打來電話，“還是想回來，外面也沒啥意思”。
“沒人說得清楚這個行業還能好多久，這個時代變化太快了。大家也擔心這個工作沒啥技術含量，自己容易被年輕人替代。”他說。
在這個“驛站”，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小明因為失業來送外賣，他盤算著先把信用卡的債還上，再換上西裝領帶回到寫字樓。站里最年輕的是張信凱和楊俊這對表兄弟。他們從河南老家輟學后，去過江蘇的工廠打工，之后來到天津送外賣。張信凱說，“干別的也是干”，送外賣相對能攢更多錢，他每月把錢交給同在天津打工的父母保管，以待來日“娶媳婦”。
在江蘇的那個自行車工廠，他被安排在一條流水線上作業，每天雷打不動干8個小時，組裝零件，偶爾還要加班，手上的活兒永遠都是重復的。這種父輩習以為常的生活，他不喜歡。
張信凱喜歡送外賣，穿行在大街小巷，大風呼呼地刮過，有一種“飛馳”的感覺。外賣騎手大多在夏日戴上護袖防曬，他不喜歡，因為“會束縛自己”。一個夏天下來，他的手臂黑得像塊炭。他說，自己感覺到了“自由”。
韭菜
送餐系統記錄了這對表兄弟追逐“自由”的痕跡，他們在河西區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每日平均送30~40單，碰上雨雪天氣時，單會更多。時間是最大的敵人，有時正在路上跑著，一個單來了，張信凱一看，是反方向。沒轍，只能逆行搶時間。
產業的興盛直接喂飽了消費者挑剔的胃，人們對服務質量有了更細化的要求。每一單的配送時間被精確到了分鐘，配送面積也越來越大。
這個小伙子說不清楚時間是何時變成自己頭上的金箍的。他很清楚，如今外賣產業競爭的正是效率和服務質量。不斷壓縮的成本之下，超時會扣錢、投訴要罰款、違規會被拉黑，這個年輕人不得已頻繁地逆行、搶綠燈、調頭。他說，想干下去，沒有選擇。
他害怕接到附近小學的單。這意味著單極有可能是孩子父母給訂的。他聯系不上送餐對象，只能站在大門外急得走圈，等著慢悠悠走出來的孩子叫出外賣商家的名字。有時候放棄了，剛走沒幾步顧客追責的電話就響了，可不放棄，在這兒等上半個小時的事他也遇上過。
站里的每個騎手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有人碰上過寫錯地址的顧客;有客戶吃了餐品拉肚子反而投訴了騎手;還有騎手接到差評，發消息過去一問，對方說“自己不小心點錯了”。
陳奇剛來站里時，曾被一個居住在日租房的顧客投訴。他的獎金沒了，這個西北男人“犯了大忌”，一個人跑去顧客留的地址討要說法，結果門一開，人早搬走了，申訴徹底無門。
向上申訴大多數時候只會石沉大海。作為老資格的騎手，黃冰已經消化了這個現實。用他的話說，“上百萬的騎手，每天申訴那么多，怎么可能都照顧到?”他自嘲地笑了，“而且平臺多數是傾向于顧客，顧客不訂餐哪有錢賺呢?”
在這個由騎手、平臺、顧客、商家構成的四角關系里，有人打了個比方，“顧客是爺爺，商家是爸爸，騎手是孩子。平臺唯一能得罪的，就是騎手。”
曾有轄區內的商家售賣“黃燜雞套餐”，可只有查看詳細的介紹才能發現，套餐里并沒有米飯。因為米飯售價2元，加上2元后配送費會發生變化。商家要求外賣騎手到店后通知客戶，如果需要米飯自備2元零錢。很多初來乍到的騎手不敢反抗，電話打過去，顧客劈頭蓋臉一頓罵，最后再附送一個差評甚至投訴。
還有商家接了單出餐太慢，外賣騎手決定先送其他的急單。后來，把單送去了，又得了差評。一問，顧客說，“商家可告訴我了，他們早把餐做好了，是你們不去取。”
“人性的算計、惡意太多了。”常山說，他有時心疼騎手，會補上幾十塊錢，充作被扣掉的獎金。還要轉頭在商戶面前做小伏低，生怕脾氣大的騎手把對方惹惱了。
黃冰從來不會找商家爭辯。他知道，這個活兒想做下去，不能得罪商家。他采用的方法是，到店后主動找商戶嘮嗑。那些比自己年輕不少的小老板和收銀員，他一口一個“哥”“姐”的叫著。最近3個月，他都是外賣站績效第一。
“沒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曾在國企當過秘書的黃冰總結說。
“抗爭沒有意義，平臺是不會缺少騎手的，走了一撥兒，還會來下一撥兒。”有人說，外賣騎手就好像韭菜，一茬兒接一茬兒。
剛20歲出頭的楊俊也明白了這個道理。初期的“燒錢時代”退場后，縮減成本、不斷追求效率和服務質量是必然的，只是，所有的代價都由騎手來承擔——最新的規定來了，為了滿足早點和夜宵的服務，外賣站的配送時間將從“早9晚10”改成“早7晚12”。
“潛伏”在各個寫字樓里的督察也多了不少。騎手一旦被督導發現沒有佩戴頭盔或穿著制服，都可能被扣錢。一次，督察和一名外賣騎手在寫字樓打了起來。這個騎手打著打著，眼淚差點掉下來。
站里“換血”的頻率變快了。站長常山注意到，很多離開的外賣騎手都開始跑眾包業務，一個人下載好幾個外賣平臺的軟件，瘋狂搶單，有時候在路上一邊開車一邊看手機。
效率壓迫著外賣騎手的神經。為了多搶一單，浙江余姚的騎手低頭看了一下手機，一瞬間連撞兩人，最終一死一傷;上個月，上海的一名騎手因為趕時間“強行超車”，將上海急診領域泰斗李謀秋撞傷致死;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曾統計，幾乎每隔兩天半就會在上海發生一起送餐外賣行業的傷亡道路交通事故，外賣騎手或死或傷。
這群騎手對交通事故并不陌生，黃冰曾經撞上了汽車，人飛了出去。胳膊腫了，頭疼異常。他對這段經歷印象深刻，因為“誤工7天，少跑了200多單。”更多的時候，發生交通事故后，路過的外賣騎手會拍下小視頻，發到他們共同的微信群里，半響，有人回復一句，“小心”。
泥土
住在一起的9個騎手里，楊俊的單量不算多。這個年輕人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解釋，“生活壓力越大的人跑得單越多，跑單的速度也越快。”陳奇和黃冰都是前3名里的常客。
這個年輕人還注意到，春節前是辭職的高峰。很多人只做幾個月騎手，掙夠了錢，就回家過年了。翻了年，再過上幾個月，又會有一大撥兒過得不如意、沒錢賺的人找上了外賣站，重復著往年的經歷。
楊俊懂他們的心思，“出門在外的，誰不想風風光光回家過年。”
黃冰偶爾也會羨慕這些游子。他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家了，當年國企改革、自己買斷工齡后，他和妻子離婚了，買斷的錢給兒子湊出了新房的首付。他回到老母親的身邊，可老人前些年腦袋摔壞了，淤血一直沒清干凈。妹妹承擔了照顧老人的職責，他定期給妹妹打錢。
年節時分妹妹一家團聚，他也不愿意硬巴巴湊過去，就上街跑活兒。“只要別閑下來，一跑起來，就不想(家)了。”他偶爾回兒子所在的城市，看到房價漲了四五倍，他“倍兒高興”，回來跑活兒的力氣都多了幾分。
這個聲音低沉、個頭壯實的中年男人不覺得自己有多苦。他說，過年時一堆騎手也會聚齊“撮一頓好的”，哪個月多掙了一些錢，他就把抽的煙從5元錢一包的換成7元錢一包的，獎勵自己。收工早了，他喜歡買各類熟食，吃不完的都塞進冰箱——那個被各類炒飯、鹵味、水果塞滿的冰箱總是滿的，都是大家買來“改善集體生活”的。廚房雖然不開伙，但微波爐完成工作發出“叮”的聲響，每晚總會在屋里響起。
他還買來薄圍巾，做成一個圍脖。夏天天熱，汗水流下來很容易浸濕工作T恤，圍脖阻隔了汗水，他的衣裳濕得最慢，換洗的頻率低了，和其他騎手也能錯開使用洗衣機的時間。
單與單的間隙里，這群騎手喜歡聚在轄區內一條河邊。圍在一起吐槽奇葩的顧客、分享路況、交流“哪里有交警查崗”，也聊聊“路邊的美女”。50歲的老王喜歡請教張信凱關于手機的問題，他近期的目標，是要買一個好點的智能手機，送給正在上大學的兒子。楊俊則喜歡跟幾個不住在站里的騎手研究彩票，這群小年輕盼著“一夜暴富”。
跑單是最重要的主題。一旦系統給騎手大廳派來了單，提示音響起，“餓狼一般”的騎手會在瞬間搶走單。人群里爆發出嘆息聲、叫罵聲，張信凱喜歡那個氛圍，有時候他搶到了，別的騎手會打趣，“送完了單，晚上回宿舍開演唱會啊。”他嗓子好，騎手都愛聽他唱歌。
站里唯一的女騎手有個罹患腫瘤的女兒，夜幕低垂，她從醫院接上女兒和這群騎手打了照面。這群“除了撩妹都在一起”的騎手紛紛跟孩子打招呼，老王從外賣箱里翻出零食，笑咪咪地遞給孩子。
再過一會兒，派單的聲音響起，人陸續散了。
常山覺得，這群騎手看起來都像是生活的失敗者，但其實，每一個騎手都有夢想和希望。
就像是等待破土而出的新芽，90后大學生小明在等待機會回到曾經的工作崗位。他剛來一個月，還是個不折不扣的“新人”。踏入外賣站之前，他在一家大型中介公司賣房。因為“不怎么會哄客戶”，他一個月也賣不出一套房子，信用卡的債越壘越高，“堅持不下去”的他打算辭職，回河北農村老家。同事勸他，去送外賣吧，“干幾個月有錢了再回來”。
西裝革履的同事告訴小明，自己活不下去的時候也送過外賣。
小明覺得，大學生送外賣一點兒也不丟人。比起送外賣，他更不愿意回那個“一輩子都不可能有地鐵”的老家。大專畢業后，他沒再找家里要一分錢，老家的弟弟讀高中，正是用錢的時候。他知道，孩子如果能落戶在天津，“會有很大很大的優勢”，可“壓力實在太大了”，他不確定自己還能撐多久，但眼下，他不準備放棄。
只是，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送外賣這件事，父母“……可能……知道吧”。
23歲的張信凱渴求的，是一份真正的愛情。這個行業交友的途徑很窄，“都是網上認識的”。他沒辦法給女孩太多承諾，甚至連聊天、見面的時間也只能放在晚上10點下班后，“愿意等的，那就一塊兒。不愿意等的，那就沒轍。”他刻意地哈哈大笑。
他曾經遇到過一個心動的女生。為了追求這份感情，他奢侈地請了假，放棄了全勤獎，去了他無數次經過卻從未踏入的公園。到了夜里，兩個人還去KTV唱了歌。可沒唱一會兒，他站起身，沉默。他必須得走了，第二天還得早起上班，熬夜是決不允許的事情——開車犯困的后果往往就是車禍。
兩個人揮手告別。
戛然而止的告別是陳奇生活的常態。他的母親也在天津打工，一年到頭兩個人見面的次數用一只手都數得清。自從當上外賣騎手，他對時間和道路的感知力極速上升，和母親碰頭的日子定在下午2點到4點間。這是單最少路況也最好的時候。
每一次，他都會急匆匆地買上水果和食物，騎著電瓶車跑到母親工作的地方。兩個人各自身著工服，見了面，問候幾句。他把東西交給母親，看看手機，時間不多了，他告別一聲扭頭就走。
回去的路上，這個男人覺得，自己好像就是給母親送了一單外賣而已。可即便如此，這也是他幾個月以來最盼望、最歡喜的一單。
冷暖
陳奇曾在40多攝氏度的天氣里跑遍轄區的商家，也曾在結了冰的路面打滑連人帶車摔了出去。這些工作中的苦他并不在意，讓這個西北漢子耿耿于懷的，是來自一個小區的訂單。
因為毗鄰夜總會、KTV等地，很多服務人員都住在這個小區。小區內許多房間打了隔斷，還有很多房子是日租房。每次送訂單去這個小區，陳奇都會緊張，敲門聲太大、外賣舉得太高、打電話吵醒了人都可能成為收獲差評的原因。連公認的“好評王”黃冰也害怕這兒，一次，他帶著外賣甚至早到了近10分鐘，結果還是得了差評。站長打電話過去一問，對方說，“他送來的時候沒有沖我笑”。
黃冰覺得，大多數的顧客都是有禮貌、好相處的，讓他想不通的是，“大家都是服務行業，按理說應該更感同身受，更理解彼此，結果卻是這里對我們歧視最嚴重。”
外賣活兒就像一雙眼睛，讓52歲的黃冰在重新發現、理解社會。當了外賣騎手后，他害怕接觸的“寫字樓里的年輕人”態度一個比一個好，遇上雨天還有人給他留言，讓他慢點送別著急。再回到熟悉的低收入人群聚集的圈子，他卻覺得“不對勁”，“他們說話的語氣、看人的眼神像在看低一等的人。”
當初他在銀行做保潔時，還談了一個老伴。后來，當了外賣騎手，錢多了，老伴卻“沒談了”。
“好像我們跑外賣的沒有對社會作出貢獻，不如在超市和工廠上班的。” 黃冰是鐵了心打算干到退休，但他很清楚，就連很多外賣騎手也看不起自己這份工作。“每個人都想掙錢，都想過好日子，你們上班是為了這樣的目的，我們也是。我們到底哪里低賤，哪里不如人呢?”
接受采訪時，這個52歲的男人數次提及這個話題，他渴望外賣騎手收獲尊重，也渴望更多年輕人穿上這套制服時可以露出自信的微笑。
在這一天到來前，他的選擇是把這間50平方米的屋子當成“家”。他離開了過去的圈子，整天和這群“小年輕”待在一塊。“和自己兒子差不多大”的張信凱中午回到宿舍，吃過飯打起了盹。黃冰坐在自己的床上，邊喝茶邊看抗戰電視劇，他留意著張信凱手機的響聲，一旦響起就會叫他起床跑活兒。
他總是這個屋早上第一個起床的。“沒那么多瞌睡”的他早起會收拾屋子，整理廚房，看著點兒差不多了，再把這些貪睡的年輕人叫醒。
屋子里橫七豎八擺著的，除了行李還有七邊形的插線板，一個插線板能同時供10臺左右的手機充電。有人買冰棍總是一口氣買十幾根，在站里住的、不在站里住的人都能人手一根。
去年，陳奇家里出了急事，他被迫回家。臨走時，他問相熟的騎手借錢。這些同樣生活艱難的男人只問了一句話，“要多少?”
“集體生活也是好的，也是個家。”黃冰笑了，也許是太渴望有一個家了，這些背井離鄉、抱團取暖的男人們，不知不覺把這里當成了家。
雨天一直都是騎手又愛又恨的日子。雖然單多了，但路面水深，一不小心電瓶車就會熄火。兩年前的一個夏日雨夜，他們送餐到深夜，雨越來越大，單還是沒停。因為積水太深，放置在底艙的電池都進了水，電瓶車熄火了。站里已經收工的騎手就騎著車一起出動，有人代替原先的騎手繼續送單，有人載著騎手回站里休息。就這么不停輪轉，最后，十幾臺車全部進水，單也終于送完，沒一個人拿到差評和投訴。
站里曾經來過背著包、提著行李箱的“大學生”，他說自己吃不飽飯了、走投無路，想做外賣騎手。常山收留了他，早回來的騎手開始布置床鋪，他給了“大學生”100元，讓他趕緊去吃飯，別餓出胃病。這是站里的老規矩，只要是看上的人，都可以先借錢吃飯、買車、買制服頭盔，拿了工資慢慢還便是。
隔了好幾個小時，始終不見年輕人回來，他從里屋出來，才發現年輕人的行李都不見了。他氣得肝疼。“100元不多，有難處你說啊，你騙我算嘛事兒?”常山給年輕人發了一條微信，過一會兒，才發現自己已被對方刪除好友。
這樣的事兒并不是個例，可每一次有人眼巴巴地找上門時，他們還是忍不住心軟。3年多了，這里收留過東北來的下崗職工，接納過河北被淘汰的產業工人，也讓失業的大學生駐足停留。
新芽
很難說清這份工作到底改變了張信凱多少。這個出生于1995年的小伙子不愿再回到工廠，也拒絕接受父輩隨產業流動的命運。他不愿做齒輪，渴望努力掙錢，“做一個自由的人”。
也許他的自由只存在于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那是一個外賣站所覆蓋的全部面積。
當年在工廠時，他下了班“就和一群朋友瞎玩，上班也不用動腦子。按流程做，很機械，沒意思”。成為外賣騎手后，他的生活豐富了很多。等單的間隙，他可以玩游戲、聽歌、刷視頻，甚至可以給女生抽空回幾條消息。
游戲沒有初中時那么吸引他了，當年恨不得翹課翻墻的游戲，如今他興致寥寥，“也就是打發打發時間”。
張信凱曾跟父母在江蘇生活了十來年，后又被送回老家。初中輟學后他回到了江蘇，因為自己“懷舊”。但和曾經的老同學們見了一次后，就再沒聯系了，“他們都在繼續上學，我已經打工了。”他說，“沒什么可聊的了”。
后來從江蘇來了天津，和工廠里的朋友聯系也漸漸少了，就像一首歌唱的“說散就散”那樣。他希望盡快攢錢，開一家屬于自己的店，積攢經驗。
他的表弟楊俊有另外的煩惱，“出了外賣圈誰也不認識，出了天津河西哪兒都找不著”。更年輕的楊俊認為，兄弟倆真正的改變是“以前聽到加班會生氣不耐煩，現在聽到延長工作時間，內心卻很平靜”。
楊俊覺得，在這個看盡人性、體察冷暖的地方，兄弟倆長大了。
30歲出頭的陳奇說自己性格變了，過去的他，和人發生爭執，一般只說兩句后，“之后不是你倒下就是我倒下。”
如今的他，學會了低頭、不爭辯。他明白了多跑一單的意義，而立之年，他渴望獲得車子、房子和票子，改善家里人的生活。
他囑咐妻子要讓孩子好好學英語。曾經，他接到一單，地址在一個英文廣場里的英文店鋪，他看不懂那些字母，急得發慌，也只能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按形狀比對，最后，這一單送遲了。
不過，這些故事他的孩子并不知情。他總是講起另一段故事。以前在工地打工時，他很喜歡天津的高樓大廈，想逛，奈何一直沒有時間。現在好了，“每天免費逛天津、逛商場、逛寫字樓、逛小區，別人還給你錢呢”。電話兩頭，他和孩子一起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