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已被置于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核心地位。不過創新不屬于“低垂的果實”，很難被采摘到。更進一步，對創新本身，人們之間也常常存在差異甚大的理解。如果不能厘清這些差異，并在此基礎上懂得那些改善人類生活的創新緣何發生，就無法真正大力促進創新。

古代的熊彼特創新并沒有改變馬爾薩斯增長軌跡

許多人對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非常追捧。但是，熊彼特創新包括非常寬泛的內容，譬如，將商品從甲地運到乙地出售就屬于熊彼特創新，將商品生產由家庭轉向工場也屬于熊彼特創新，這些創新在古代就比較普遍了。而人類的生活水平呢?在古代幾千年幾乎沒有實質性提高，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研究顯示，公元紀年的第一個千年，人口增長了大約六分之一，人均收入卻所有下降，在第二個千年的1820年之前，總收入的增長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四倍的人口增長所抵消，西歐之外的地區尤其如此，例如亞洲地區人均收入在八百多年里只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幾，人們生活幾乎是一個世紀接著一個世紀地重復下去。這是一種典型的馬爾薩斯增長，古代的那些熊彼特創新并沒有改變這一軌跡。

只有到了工業革命以后，尤其是現代科技革命以后，人均收入和人類生活水平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把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稱為伽利略創新，因為伽利略是現代科技之父，他既發現了自由落體運動規律，也發明了天文望遠鏡。本文就是要強調，沒有伽利略創新，就沒有深入持久的熊彼特創新，經濟就不能持續地在索洛增長軌道上維持，仍有可能墜落到馬爾薩斯增長軌道上去。熊彼特創新也可以反過來促進伽利略創新，形成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格局，不斷開辟經濟增長新空間。當然，人類是不是真應該一直維持經濟增長，是不是應該無節制地利用科學技術改造自然和人類自身，則是另外的話題了。

二維碼用盡之后的伽利略創新在哪里

英國學者哈福德列出了塑造世界經濟經濟的50項偉大發明，其中有文字、貨幣等人與人之間交流和交換方式的發明，有復式記賬法、股份公司、銀行、福利制度、知識產權制度等制度方面的發明，當然更有車輪、犁、鬧鐘、燃油發動機、發電機、燈泡、抗生素、避孕藥、機器人、條形碼、蘋果手機、搜索引擎等技術及產品方面的發明。這些發明基本上都實現了商業化和產業化，轉化成了熊彼特創新，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和人們生活改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最后那一類熊彼特創新幾乎都是建立在伽利略創新的基礎上。我們以現在最時興的二維碼及其前身條形碼為例，來分析這樣的熊彼特創新源自何處，因為這個幾乎所有人都要接觸的實例最容易幫助大家理解創新。

毫不夸張地說，中國現在是一個掃碼社會。二維碼由上世紀末的日本人原昌宏團隊經過二年攻關所發明。一個二維碼所能儲存的信息比一個條形碼可以增加幾十倍，而且那時候預測，二維碼能生成的數量讓人類幾萬年也用不完。一位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王越，于本世紀初將二維碼有關技術帶到中國，并進行大量的應用性后續創新，終于在十幾年后迎來二維碼在中國應用的連續井噴式增長，特別是智能手機的普及使得二維碼應用大眾化了。即使到此時，二維碼可生成的數量據估計也可供人類用上幾百年。新冠疫情以后，掃出的二維碼成為許多中國人的新通行證，據說照這個趨勢這樣用下去，二維碼可生成的數量在幾十年內就會被中國人用完。不過，科學家說勿須擔憂，之后可以開發彩色二維碼以供使用。毫無疑問，二維碼使用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目前還在進行著各種熊彼特創新。

但不要忘記，二維碼的前身——條形碼，是幾十年前一項典型的伽利略創新。大約七十年前，美國的西爾沃、伍德蘭德、勞雷爾等人，前后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發明了條形碼。在開始構想和試驗這種發明時，不但涉及到光電學、光譜學，而且涉及到數學，譬如排列組合。最初的條形碼識讀器足有電冰箱那么大，后來助推條形碼得到廣泛應用是非常小型化的激光掃描讀取器，而激光科技無疑也是典型的伽利略創新。條形碼、二維碼的發明及其產業化、日用化，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伽利略創新與當今熊彼特創新之間的關系，以及在經濟發展中所起到作用。

如果沒有現代數學、光電學、激光學，如果沒有支撐智能手機的電子學、電磁學、信息技術，會有二維碼產業嗎?當然不會有。而上述諸多科學技術，來自于大量的、長久的學術發展和基礎研究。這正是伽利略創新的源泉。

歐洲的伽利略創新發生于怎樣的環境

大家知道，伽利略生活在十六七世紀，他本人及他之后許多科學家的發現和發明，幾乎都要等幾百年之后才成為“生產力”。因此，從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伽利略創新對于當時來說并不一定合算。更何況，許多伽利略們根本不會想到他們的成果會在日后得到怎樣的運用，會成為怎么樣的產業。伽利略本人，更是因為科學研究而經歷了人生的巨大坎坷，他受到宗教法庭的強大壓力而宣布放棄地動說，被學生斥為“沒有英雄的國家真不幸”，他自己則辯解“需要英雄的國家真不幸”。不過從科學知識傳播的角度來說，他又幸運的，因為那時的歐洲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存在很多“縫隙”，他的許多學說被廣泛傳播到歐洲其他國家。這就是美國經濟史學會前會長莫基爾所分析的，當時歐洲已經開始孕育著一種“增長的文化”，即形成了一個他所謂的“文人共和國”(republicofletters)，其實就是跨域的學問共同體。

跨域的學問共同體十分重要。首先，這個共同體使得專門鉆研學問的那些學者們，可以相互交流和相互激發，從而促使許多人的創造力得到提升、釋放和迸發，從而促進了真實知識的快速增長。其次，共同體似乎發揮了某種“人多勢眾”或者“抱團取暖”效應，增加了這些專業學者的安全感，提高了他們的膽量，使得他們對過去的權威知識更具挑戰性，從而促進了知識創新。再次，這個共同體構筑起一個思想市場，在當時歐洲的政治多元、國家林立、地方自治從而相互競爭的格局中，使得研究者的思想和成果即便在本地受到壓抑的情況下，也會擴散在外地去，因而極大地促進和傳播了知識創新。

在這樣的環境中，可以想象，伽利略創新會成為一種文化。伽利略、牛頓這些人就被莫基爾稱為文化企業家。特別是在英格蘭，文化企業家與實業企業家、工程師、機械師、工匠之間有著更加密切的聯系和互動，有利于伽利略創新知識擴散到經濟領域，并形成熊彼特創新，所以發生了工業革命。

此后的創新歷史就更清晰了，伽利略創新成為一種自覺的、組織化的戰略性行為，而熊彼特創新更是如此。盡管熊彼特創新的范圍要寬泛得多，但絕大多數顯著提升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熊彼特創新，源頭都是伽利略創新。但是，熊彼特創新常常耍弄障眼法，掩蓋其與伽利略創新之間的關系，因為許多伽利略創新，要等待很長時間，穿越很遠距離，歷經復雜轉化，通過各種組合，才能成為熊彼特創新，有些伽利略創新甚至從來都不會成為熊彼特創新。如果我們不能穿透這些障眼法，就會忽視伽利略創新，最終導致包含索洛技術的熊彼特創新逐漸枯竭。試想，如果我們只知道可勁地使用二維碼，即使有創新，也只是停留于二維碼使用領域和使用方式改進方面等相對簡易的熊彼特創新，這樣只會加速二維碼耗盡的進程和相關產業的停滯。

中國會有大量的伽利略創新嗎

或者，我們可以期望別國，譬如美國和歐洲國家，進行自覺的、組織化的伽利略創新，而本國集中于熊彼特創新以促進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不得不承認，至今為止的絕大多數伽利略創新，來自于西方國家，而我國許多部門和企業更奉行實用主義，更偏愛能夠助推經濟發展的熊彼特創新，不但二維碼領域是這樣，智能手機領域是這樣，整個信息技術領域和其他領域基本上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長久如此，不但與一個人口大國、經濟大國的身份不相符，而且還可能引出一些其他問題。第一種問題是，伽利略創新的優勢國家，可能會重新定義知識產權及侵權行為。至今為止，伽利略創新所產生的真實知識，大多數都屬于全球公共產品;甚至一些頗具應有價值的科學和技術，也很少有人去嚴格地界定和行使知識產權。我們知道，不但條形碼、二維碼的核心專利早已過期，而是事實上許多相關的知識和技術并沒有被發明者申請專利和收取費用。蘋果智能手機中的一些技術被申請了專利，但作為一種從未有過的全新而又完整的產品，并沒有被申請專利。當然，更基礎的科技知識，也不會被列入專利。也許有一天，這種情形會有所改變，如果伽利略創新與熊彼特創新在國家之間的失衡到了非常嚴重地步的話。第二種問題是，伽利略創新的優勢國家，可能會重新考慮伽利略創新知識的流動規則，甚至對學問共同體的創新合作和知識交流進行管控。目前在全球范圍內，伽利略創新知識的流動非常方便、迅捷，學問共同體的一體化程度比較高，學者之間的交流沒有太多障礙。我們也不知道這種情況在未來是否有所改變。總之，如果我們只是熱衷于手里不離智能手機，樂此不疲地進行掃碼和其他各種使用，而不致力于發明和推廣下一個類似的破空而來的新產品，而不致力于其背后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探索，就有可能在未來被更多限制或更多收費，頂多也只能繼續跟隨他人，而難以爬上全球價值鏈的頂端。

好在我國目前已經充分認識到伽利略創新的意義。我國的“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強基礎研究，重點布局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加強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科學等領域的前沿研究，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發投入比重8%以上。可以預計，我國的伽利略創新將越來越活躍。

不過也應該認識到，資金投入對于伽利略創新很重要，但可能并不是最重要，至少不是唯一最重要。伽利略本人的遭遇說明，如果確立既有的標準答案，進而用作審判準繩，那將扼制對前沿領域的探索;如果缺乏一個開放性、寬松化的學問共同體，知識分歧就不能較好得到討論和鑒別，真實知識就不能得到傳播和擴散。即使是資金投入，也存在困難的事情，就是在大量的研究人員中，從事真正創新的人其實是少數，多數人是南郭先生，而能夠實現創新的人，則是極少數。但識別南郭先生不容易，看出誰是伽利略更難。應對這些困難，并沒有確切的完美辦法，因為創新不像工工業生產那樣地過程可監控、成品可檢測。也許數量較多的學術共同體同時存在并相互競爭，以及受到社會輿論的監督和批評，是較好的選擇。當然，越來越多的競爭性企業愿意投入大量資金、組織大量人員來從事基礎研究，也是不錯的方案。但比較確定的是，如果缺乏學術碰撞，如果一切都遵循標準答案，就難有伽利略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