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遭遇家暴 可以向誰求救

門診問題：

遭受家暴時，可以向哪些組織或機構求救?如何給予受害人更有利的保護?家暴可以當作家事對待嗎?

門診專家：

中華女子學院教授 孫曉梅

中國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會員、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段鳳麗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家事部主任 王東紅

專家觀點：

◇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單位、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婦女聯合會等單位投訴、反映或者求助。

◇既然反家庭暴力法中規定，多個政府機構、社會團體等對法律的實施負責，就應該給予它們更大的話語權，讓它們參與到涉家暴案件中，借助其力量保護弱者。

◇對于涉家暴案件中舉證難的問題，可以探索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則。

◇如果可以設立有關家庭暴力的罪名，就能對施暴者形成警醒，讓他們知道毆打配偶并非家事，而是一種犯罪行為。

“我不想再忍了。”遭受31年家暴后，湖南漢壽的劉蓉(化名)趁丈夫熟睡之際，用刀砍下了丈夫的雙腳，“這樣他就不能追著打我了”。因失血過多，劉蓉的丈夫最終沒有了呼吸。2018年12月，因構成故意傷害罪，劉蓉被當地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不少人對劉蓉的遭遇表示同情，“如果家暴能及時被制止，結局或許不會這么殘酷。”更多的人在追問：“如果女性遭遇家暴，可以向誰求救?”追問并非空穴來風。據全國婦聯2016年統計的數據顯示，在中國2.7億個家庭中，有30%的女性曾遭受家暴，每7.4秒就會有一位女性被丈夫毆打。家暴究竟可不可以當作家事對待?當受害女性想要尋求幫助時，法律又能給予多大程度上的保護?

多數家暴受害者選擇沉默

“很多女性被丈夫打過多次之后，依舊會與丈夫和好，她們認為被打一輩子是應該的。”這是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反家庭暴力法的強力推動者孫曉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的1993年的調研結論。如今，25年過去，情況似乎沒有多大的改觀。

2018年8月4日，河南農村女性王平(化名)在結婚五周年紀念日后的第二天，被丈夫殺死在打工租住的宿舍中。據王平的家人表示，此前王平遭受了長達五年的家庭暴力，“她還沒到法定結婚年齡就嫁人了，這次丈夫把她接到打工的地方，再三保證過不會動手打她。”王平的姐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雖然妹妹經常遭受家暴，但從未對外求助過，覺得這是家庭內部問題。

有人即使認識到家暴違法，依然選擇沉默。2016年4月5日，內蒙古女記者阿梅在又一次遭受丈夫的拳打腳踢后，因顱內出血而死。阿梅的父親稱，二人訂婚后不久，丈夫金柱便向阿梅實施了第一次暴力，原本打算退婚的阿梅，在金柱道歉后選擇了原諒。“他心眼特別小，不允許我女兒和任何一個男生說話，不許晚回家。”結婚一年里，阿梅被家暴五次，家人曾為阿梅準備好了離婚申請書，想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但不久后事情便不了了之。直到阿梅死之前，同事、朋友幾乎沒人知道她遭遇過家暴。

有媒體報道稱，據聯合國調查顯示，在大多數國家遭受暴力的女性中，僅有不到40%的人曾尋求幫助，報警的更是不到10%。在中國，受害者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會報警。現實中，大多數家暴受害者，都未曾發出呼救。

“不敢反抗、不愿反抗、不去反抗，是面對家暴選擇沉默的三個主要原因。”中國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會員、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段鳳麗告訴記者，有些女性在家庭中不具備獨立的經濟和思想，需要依靠丈夫，以至于在遭遇家暴時“不敢反抗”，否則將失去生活來源。

“也有一些女性認為維持子女生活穩定、家庭和睦是一種義務，不想打破現狀，讓家庭走向破裂，所以即使遭受家庭暴力，只要還能忍耐，就‘不愿反抗’。”記者注意到，阿梅曾告訴姐姐，擔心自己離婚后，單親家庭會對孩子未來的成長造成不好的影響。

至于“不去反抗”，段鳳麗解釋稱，因為沒有下定決心離婚，考慮好婚姻未來的走向，一些受害者會下意識地克制自己的反抗意識，讓自己“不去反抗”。“很多女性考慮到其中一個原因，都會有所顧慮，有時候還要面對多重因素的結合，對家暴進行反抗的情況就會更少。”段鳳麗說，因為家暴的隱蔽性，選擇沉默時，私力救濟基本不能發揮作用。

組織幫助和法律救濟效果有限

沉默讓受害人失去救濟機會，如果她們想要尋求保護時，又可以尋求哪些途徑呢?

記者注意到，反家庭暴力法規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單位、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婦女聯合會等單位投訴、反映或者求助。有關單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訴、反映或者求助后，應當給予幫助、處理。

在劉蓉被丈夫家暴的31年里，她尋求過多種救濟。縣里的婦聯她去求助過，結果換來的是丈夫更加不滿。在漢壽縣龍陽街道人民調解委員會里，答應前來調解的丈夫，來了二話不說，野蠻地將其拉走。就在她殺死丈夫的兩天前，因被丈夫毆打，劉蓉還選擇了報警。可民警剛一離開，她受到了更嚴重的打罵。

救濟為何沒有發揮作用?“在受害人未提出要追究法律責任時，婦聯、居委會等組織主要發揮溝通和調解矛盾的作用。”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家事部主任王東紅告訴記者，受害人到相關單位求助后，如果需要報案或者協助進行傷情鑒定，這些組織會提供幫助。但多數受害者想要的是這些單位可以“主持公道”，對施暴者進行教育。

“婦聯、社區等單位不是執法機關，沒有被賦予懲罰職能，對于受害者反映的情況，處理的效果也不一樣。”王東紅說，有的夫妻雙方可能只是生活中的摩擦，通過調解，生活走上了正軌。也有些受害人求助后，施暴者并沒有將不具備強制手段的機構放在眼里，要求來進行調解都不一定去，更別說去解決問題。

王東紅表示，從她多年來代理婚姻案件的經驗來看，報警是不少受害女性尋求幫助的首選。但是，警察處理家暴案件時，首先尊重夫妻雙方的意見，能調解盡量調解。只有在發生嚴重后果時，比如故意致人輕傷，公安機關才會將家暴行為作為犯罪來處理。“更何況，很多受害人一聽說要拘留配偶，會主動表示不追究責任。”

2018年10月26日，居住在深圳光明區的阿蘭，被丈夫周某毆打致鎖骨骨折、肩鎖關節脫位、骨盆2處以上骨折，達到輕傷一級。即使這樣，當知道周某被刑事拘留后，遭遇了數年家暴的阿蘭還是立馬跑到檢察機關求情，表示愿意諒解丈夫。

孫曉梅表示，這種情況確實會發生，但救濟不利的問題并非只在受害者一方。在涉及夫妻雙方的家暴事件中，居委會、單位等社會組織，一般會本著“寧拆一座廟 不毀一樁婚”的原則，充當“和事佬”的角色，勸說夫妻二人化解矛盾。如果有一方不配合調解，有些單位也不再理睬，而家暴并不會因為不處理就不存在。

“警方在處理家暴問題時，干預的效果嚴重依賴警務處置人員的專業素質。部分警察并無相關經驗，常常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片面強調是非對錯，使受害者遭受二次傷害。”孫曉梅說，這樣會導致家庭暴力再次發生時，受害者不愿再請求公安機關的保護。

舉證困難成維權最大難題

得益于這些年的法律宣傳和法律意識的崛起，不少女性在遭遇家暴后開始選擇訴諸法律，或離婚或申請賠償。有數據顯示，從2014年到2016年，全國涉及家暴的一審案件數量共94571件。然而，被認定為家庭暴力的案件3741件，占比3.96%。

“舉證難是重要因素之一。”段鳳麗表示，在訴訟離婚案件中，受害人如果表示自己曾遭受家暴，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受害者要向法院提交自己曾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證據，如傷情鑒定書等，還要向法院證明傷情是配偶所致，且不是偶爾發生。只有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證明其主張是真實的。

然而，基于“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觀念，大部分受害者在婚姻關系尚未惡化到離婚的邊緣時不會對外訴說，或去醫院開具診斷證明，以致在離婚訴訟中，缺乏證明被丈夫家暴的證據，難以被認定為遭受家庭暴力。“在劉蓉的案件中，幸虧有她記錄的23篇被家暴日記、證人、社區和警察的相關記錄，否則根本無法證明她遭受家暴，減輕刑罰。”段鳳麗說。

記者注意到，人身安全保護令是受害者尋求司法保護的重要途徑，但不少基層法院簽發數量仍然為零。

“在夫妻鬧矛盾時，口角甚至肢體沖突較為常見，可能并不意味著必須以保護令的形式予以保護，法官作為局外人，無法像當事人一樣了解婚姻矛盾尖銳的程度。”王東紅說，反家庭暴力法中，“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臨家庭暴力現實危險的情形”是裁定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的一個核心條件，但這個規定沒有確切的標準，在沒有明確的下發標準之前，不少法官審查的門檻比較高，簽署的保護令自然比較少。

即使不少地方頒發了人身保護令，對于受害者來說，也并非絕對的保護屏障。記者調查發現，當人身保護令下達后，有人在法院送達裁定時當場表示不遵從，還有的完全無視保護令禁止跟蹤、接觸等規定，天天等在受害人單位門口，嚇得受害人不敢去上班。

根據反家庭暴力法規定，對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者，根據情節輕重情況，處1000元以下罰款和十五日拘留。湖南法官童廣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懲罰力度根本不足以形成威懾。在他簽發的一起人身安全保護令中，施暴者當著法官的面便對受害者進行恐嚇，他當即下發了1000元的頂格罰款，但施暴者根本不在乎。“如果不讓施暴者付出代價，家暴怎么會停止?”

孫曉梅則表示，協助執行機關不給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反家庭暴力法中規定，公安機關、居委會、村委會有責任協助執行人身保護令，但因為并不是強制要求協助執行，很多機構會相互推諉。

讓施暴者知道家暴不是家務事

“我們不斷鼓勵受害人勇敢站出來，可勇敢之后呢?救濟手段能否跟得上?”采訪中，許多人發出這樣的疑問。

對此，孫曉梅認為，既然反家庭暴力法中規定，多個政府機構、社會團體等對法律的實施負責，就應該給予它們更大的話語權，讓它們參與到涉家暴案件中，借助其力量保護弱者。“非營利性組織也可以在家暴事件中大有可為。”

段鳳麗表示，對于涉家暴案件中舉證難的問題，可以探索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受害方提交初步受傷證據的情況下，可以實行家庭暴力舉證責任轉移，或是降低家庭暴力的證明標準，將證明責任轉交給施暴者，實現家暴受害者的利益最大化。”

“當務之急是圍繞家庭暴力設立相關的罪名。”王東紅認為，雖然現在有了反家庭暴力法，但還缺少專門針對家庭暴力的罪名。反家庭暴力法只是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婚姻法解釋(一)規定，持續性、經常性的家庭暴力構成虐待。這不利于對反家庭暴力法律的宣傳，也讓刑法的威懾效果大打折扣。“如果可以設立有關家庭暴力的罪名，就能對施暴者形成警醒，讓他們知道毆打配偶并非家事，而是一種犯罪行為。”

“新設立一個刑法罪名并非易事。”王東紅認為，可以先通過完善民事和行政救濟措施進行補救。“比如人身保護令的簽發不要設置太高的門檻，同時對施暴者進行嚴懲。”

“遏制家庭暴力，更是一盤棋的工作。”孫曉梅表示，只有當個人、社會組織、司法機關都認真對待家庭暴力，維護受害者合法權益時，才可以讓家暴受害者勇敢發聲之后，得到充分的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