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學軍認為，通過大量使用MLF、PSL和逆回購等政策工具，積極支持解決“服務三農”、“中小企業融資”等難題，想法是好的，但實際上很難解決多少支持“三農”和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難題。

人民銀行宣布，從2018年4月25日起，下調大行、股份行、城商行、非縣域農商行、外資行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同日，上述銀行將各自按照“先借先還”的順序，使用降準釋放的資金償還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貸便利(MLF)。

早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上半年，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就曾在多個公開演講中表示，“適當收縮MLF、PSL、逆回購等貨幣工具的使用規模，配之以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等政策加以‘切換’，努力將中國式的貨幣政策‘扭曲操作’回歸正常狀態。”

目前的貨幣政策操作，與當年于學軍的建議完全一致。為此，4月24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他。

于學軍表示：“我研究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長達30多年，這次調低存準率和我近一年半前的意見，并且我大張齊鼓地推動過，完全一致，如愿以償。”

于學軍也表示，當前降準通道已經開啟，未來空間還很大。無論是從歷史上看，還是從國際經驗來看，存款準備金率有6%-8%就不低了。并且，隨著存準率向這樣一個方向調整即恢復正常，相信中國經濟、金融的狀況會漸入佳境。

降準比MLF更有利于資金流向實體

至于為何要用降準來置換MLF，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可以增加長期資金供應，銀行資金成本將有所降低。置換MLF使商業銀行付息成本有所減少，有利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于學軍卻表示：“由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與使用MLF這些新興政策性工具所釋放的信貸資金，從表面看并無二致，實質上卻大不相同。”

他進一步解釋稱，由降準釋放的信貸資金來自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各項基礎存款，主要是市場資金，自然應回歸商業銀行并以投向市場為主。而大量采用MLF等新興政策性工具，則主要是通過金融市場進行操作，這些資金多“懸浮”于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流轉、融通，更多進入政策性、信托和證券類等金融機構，主要投向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市場等，難以真正進入實體企業。事實上，這樣的一些回答，是去年八月他寫就的一篇文章所述，只是囿于各種原因，卻從未發表。

當前，防范金融風險成為“三大攻堅戰”之一。于學軍認為，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長期持續的貨幣信用巨額投放，首當其沖可列為金融風險的重要根源。所以，在嚴控貨幣信用總規模的前提下，應采取“對沖”手段合理調整政策結構，盡可能使存款準備金率回歸“正常”。

“就目前及未來中國金融宏觀調控來說，調低存款準備金率肯定是一個正確的方向，預計還有較長的路走。”于學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目前我國銀行業的準存率仍在16%-14%這樣的高位。而事實上，從歷史和全球來看，存準率維持在6%-8%當屬正常，所以未來三年內至少還有6-8個百分點的調整空間。

不過他也強調，雖然存準率未來進入下調通道，但具體調整的節奏和步伐，卻要根據經濟金融形勢相機抉擇，相信應該不是直線條或等距離。因為宏觀形勢以及人們的判斷，隨時可能發生大的變化。

降準并非貨幣政策大幅寬松

于學軍同時表示，降低存準率并不意味首大幅放松貨幣政策，放任貨幣信用大規模膨脹。他舉例，“就好比外面的氣溫驟降，一天降15度是常有的事，這時你就是把空調溫度調到很高，也不等于溫度就能上升到24度的理想溫度。貨幣政策操作的道理也是如此。”

在于學軍看來，穩定中性的貨幣政策方向是確定的，短期內應不會有大的改變，降準置換MLF等政策工具以外所釋放的約4000億流動性，業界理解主要還是為了保持社會適度的流動性這樣的一個環境。

至于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很多銀行都表示，“貸款額度緊張，貸款利率也開始上漲。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于學軍認為，現在社會上反映銀行貸款額度緊張，應該主要由兩方面原因造成。一是貨幣信貸總規模控制更嚴格了，貨幣政策自2016年三季度之后確實發生了一些調整;二是受到具體的規模管理約束，的確不能放貸了。當然，自去年以來監管的力度也明顯加強，表外業務明顯受到控制，這也會帶來一些影響。

于學軍認為，通過大量使用MLF、PSL和逆回購等政策工具，積極支持解決“服務三農”、“中小企業融資”等難題，想法是好的，但實際上這些資金大部分流到地方政府平臺和進入房地產市場，卻很難解決多少支持“三農”和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難題。

因此，在他看來，防范金融風險，引導資金脫虛向實，關鍵是在控制貨幣總量的前提下，對貨幣投放進行結構調整。因為一方面維持很高的存款準備金率鎖定巨額信貸資金，另方面又大量采用MLF、PSL和逆回購等政策工具釋放大量流動性，這就勢必造成銀行業金融機構表外及非信貸類資產快速膨脹。